5名干部26日成為上海浦東新區(qū)的“正處級領導”，與其他官員不同的是，他們是在兩輪投票中戰(zhàn)勝其他3名競爭對手后才成功當選的。

　　26日上午，中共浦東新區(qū)區(qū)委召開全委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對8名街鎮(zhèn)行政正職人選進行了差額表決，最終產生5名任職或推薦的正職處級干部，這是浦東首次在區(qū)委全委會上對干部事項進行差額表決。

　　共有29名浦東新區(qū)區(qū)委委員參加了當天的票決。首輪投票中有3名候選人因票數過半而自動當選；剩下的候選人中再取得票數前三位重新進行表決，最終確定次輪投票中票數過半而得票數又較多的兩位候選人當選。

　　在第二輪投票中以兩票之差“惜敗”的沈春雷說：“我很遺憾自己沒能當選，但我輸得心服口服。”

　　近一段時期以來，中國許多地方黨委紛紛以“差額票決”的方式，選拔正處級甚至更高級別的領導崗位人選，這被視為中共地方黨委擴大探索黨內民主力度的一個明顯信號。

　　在江蘇無錫，市委全委會通過兩輪公開推薦和差額票決，選拔產生了新一任中共南長區(qū)委書記；在云南昆明，市委常委會按照2：1的比例差額票決產生4名正處級干部；在重慶，通過公開報名、差額推薦、差額考察和差額表決，選任了12名區(qū)縣部門、街道、鄉(xiāng)鎮(zhèn)的正職領導干部。

　　深圳市委的改革力度更大，規(guī)定把局級正職領導干部的初始提名權交給市委全體擴大會議，先由市委全委會投票，差額確定正式考察對象，然后由市委常委會對考察對象進行差額票決。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黨建專家劉昀獻教授說，地方黨委票決制始于上世紀80年代，但當時僅限于少數幾個地方的試點；而最近一輪各地的“差額票決”往往源自地方黨委的主動探索，而且“差額”的真實性大大增強。

　　1988年，浙江省椒江市率先試點由市委全委會采用票決制對市管干部的任免、領導干部的處分及重大事項進行決策；2001年，中組部選擇海南省、山西省晉中市、陜西省銅川市、四川省眉山市和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qū)等地區(qū)作為對黨政正職擬任人選和推薦人選進行全委會無記名投票表決的改革試點單位。

　　“盡管是票決，但當時有些地方采取等額票決的方式，還有一些地方雖然實行差額票決，但‘陪票’的成分明顯，因此還未達到徹底的民主。” 劉昀獻教授說。

　　去年10月，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推行地方黨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和任用重要干部票決制”；同時提出“推廣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由黨員和群眾公開推薦與上級黨組織推薦相結合的辦法”，從而激發(fā)起地方黨委探索擴大黨內民主的熱情。

　　在最近的“差額票決”中，候選干部的“初始提名權”紛紛由個別領導或地方常委會“下放”到全委會甚至基層群眾。例如浦東此次對5個街鎮(zhèn)行政正職崗位采取自愿報名的方式，結果引來147名干部報名參加。

　　差額考察和票決的比例也進一步擴大，浦東、昆明、無錫都按照多于擬任職位50%以上的差額比例確定候選人。復旦大學行政學專家浦興祖教授說：“過去往往是多個崗位只差額一人，而具體差額哪一人大家也心知肚明，現在差額人數增加后，就是真刀真槍的票決了，‘內定’的難度很大。”

　　浦興祖說，在差額票決體制下，黨委書記和常委會委員、全委會委員的權力是一樣的，“都是一人一票”，客觀上形成了對黨委主要領導干部的權力制約，有助于黨內民主的推進。(記者 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