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一切勞動由隊長分配，絕大多數社員依賴集體計劃經濟生活，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收入……這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時期流行的鏡頭，對中國其他地方來說，早已成為歷史的記憶，但在距石家莊市約50公里的晉州市周家莊鄉，這些不是歷史，而是現實。

　　從1958年至今，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人民公社已經存活了50年，它也成為中國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而且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力。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間，中國的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大潮中，周家莊鄉的未來究竟如何發展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周家莊鄉黨委書記雷宗奎還是覺得集體經濟缺乏相應的積極性，鄉里的大多數干部也都不愿意外界把周家莊鄉稱為“人民公社”。

　　一切勞動聽從隊長安排

　　走進周家莊，樓房均為統一的大小、統一的樣式，在統一的門樓兩側，柿子樹的樹葉在陽光的照射下泛著白光，大街上既看不見垃圾，也看不見家畜，也很少有行人。

　　9月11日午后，仲秋的陽光依然毒辣。

　　吳平和另外7個壯勞力正在周家莊鄉政府對面平整一塊土地。每鏟七八锨土，吳平都會用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額頭的汗珠。“隊長讓平地的，地平整好干啥用我們也不知道。隊長讓干啥咱就干啥，用不著問那么多。”吳平說。

　　就在吳平平整土地的同時，不遠處的高秀容正在修剪一個籃球場外圍的冬青樹。

　　與吳平的回答一樣，高秀容也說，她修剪冬青樹也是隊長給分的活。“在我們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所有勞動都是隊長分配，隊長讓干啥就得干啥，這樣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隊長就要扣工分。”高秀容說，她屬于周家莊鄉第四生產隊，修剪好一塊籃球場外圍的冬青樹可以掙5個工分，“去年一年，根據我的工分，隊里發了6000多塊錢，男同志一年一般可以掙1萬多塊錢。”

　　周家莊鄉一切勞動量計算都是以工分為標準，下地干活的，看大門的，打掃衛生的，開車的，甚至包括鄉長、隊長的工作都要到年終按工分進行收入分配。

　　周家莊鄉對不同的工種進行了372項細分，每項勞動的單位勞動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項工作所達到的要求也進行了具體規定，比如收割機收小麥，一平方米掉小麥不許超過13粒，否則便被罰公分。抽查者要趴在地上，清除雜物，進行查驗。

　　每次上工，隊里的會計都會記賬，到年底統一結算。當年全隊總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產資料成本、水、電、口糧款以及集體公積金等，算出每個工的工值。

　　在集體所有制下，一切聽隊長安排。隊長是生產隊的權力樞紐，每年春天決定當年的生產計劃時，幾乎都是隊長一個人安排，報到合作社一般也不會作大的修改。

　　周家莊共有10個隊，由周家莊農工商合作社管理。“這些隊長都是20年前任命的，這幾年對個別不稱職的隊長進行過調整，并沒有采取過選舉制。” 合作社主任韓建明說，隊長必須懂技術，懂得生產的每個環節，“老是換人也不好。”

　　“鄉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來的改革由農村起步，而農村改革的起點正是包產到戶。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為中國理順農村生產關系打開了新路子，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大幕。那么，1982年時，周家莊鄉是如何在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中成了“例外”？

　　提起此事，周家莊人都會想到雷金河。直到2001年去世前，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莊的靈魂人物。周家莊現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記多少分”的規定。當時，這樣細致的“定額管理”異于全國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莊公社的出工數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雷社長對我們周家莊的貢獻太大了，可以說，沒有他也許就不會有周家莊的今天。”65歲的周家莊人吳保天說起雷金河，話語中還帶有些許崇拜。而周家莊鄉現任黨委書記雷宗奎就是雷金河的孫子。

　　“1982年，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是農村的主要形式。不過，我們周家莊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開會討論是否要分地的時候，絕大多數社員都不愿分地到戶。” 吳保天說。

　　“周家莊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為周家莊鄉了，自從1953年周家莊實行的就是能夠調動每個人勞動積極性的按勞分配的“三包一獎”生產責任制，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鍋飯。”周家莊鄉黨委副書記王月雙說。

　　事實上，周家莊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為周家莊鄉后，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收入的經濟形式并沒有變動。

　　允許個體經濟的“人民公社”

　　“要想了解周家莊，就必須轉變固有的觀念，這里跟其他許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樣。”王月雙激動地說，周家莊允許個體自由經濟的發展，他們并不樂意叫“人民公社”。

　　30年的時間，已經讓改革開放滲透到了中國的每一個地方，周家莊也不例外。在周家莊，同樣有一些人不愿意受集體經濟的束縛。

　　范紅(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她是二隊的社員，在周家莊鄉政府附近經營一家商店。范紅告訴記者，她的商店開業4年了，4年前，她到石家莊為做生意的親戚幫忙，便對做生意產生了興趣。

　　“我并不是對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模式不滿，做生意是我的個人選擇，如果不做生意，每個月也能收入千把塊錢，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只是我感覺那樣的話有點碌碌無為，有點不自由。”范紅說。

　　與過去人民公社不一樣，周家莊鄉雖然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制，卻不控制公民個人財產，到了年底就進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許并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

　　范紅選擇自由是付出一定代價的，因為她每年要向隊里交納1000元的公積金。

　　根據周家莊鄉合作社的規定，每個不參加農業或工業集體勞動的社員，每年必須要向合作社交納一定數額的公積金，因為他們還享受合作社的各種福利。具體數額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歲以下小孩的免交)。

　　雖然范紅現在選擇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莊的集體經濟中去。河北省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劉增玉曾在2001年調研發現，從1984年到2001年18年間，周家莊的非公經濟在全鄉經濟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目前，周家莊從事非公經濟的人員占總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經濟純收入863萬元。

　　非公經濟的增長，雖然沒有增加集體收入，但無疑提高了社員的生活水平，而且實行自由的流動政策，也讓社員沒覺得集體是對他們的一種禁錮。這也讓“人民公社”多了一個存在下去的理由。

　　20年前實現中小學免費

　　周家莊共有勞力6000多人，其中80%在企業，15%從事農業，5%從事個體私營業。

　　2006年，周家莊工農業總收入48678萬元，人均收入達到了晉州市最高的5609元，財政收入也是全晉州市第一。

　　由此可見，周家莊這個“人民公社”仍具有一定的活力。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時，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數量也在不斷增加，這種增加的受益者自然還是周家莊的社員。

　　從1981年開始，周家莊的家家戶戶已免費使用上了自來水。次年，公社開始對年滿65周歲的老人實行養老津貼、對孤寡老人實行五保等福利政策。隨后，中小學一切費用全免。

　　“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們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斷改新，以前，養老津貼是每個月30元，從去年開始漲到60元了，目前，我們正在醞釀一批新的福利政策。”王月雙說。

　　公社里的福利體系、集體經濟的主要來源，其實是靠鄉里的9家集體企業在支撐。

　　一份資料顯示，2005年，周家莊的農業純收入是2121萬元，而一個周家莊閥門廠的純收入就達到2549萬元。

　　吳強是閥門廠的門衛，他告訴記者：“我們也是按工分發工資，我去年發了一萬多塊錢，真正在工廠內做工的人都能發兩萬多塊。”

　　“人民公社”期待改變

　　雖然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模式，讓社員“不用操心”、“生活有保障”，不過，還有一部分人認為這種模式存在不少弊端。

　　“我還是感覺把地分了好，這樣更公平，干活更有積極性，可是我們又不敢說，自己做生意吧，也沒那本事。”二隊社員吳女士說，“我們隊長光會給我們分活，他自己就從來不干，發的錢卻比我們都多。”

　　吳女士還向記者透露：“周家莊鄉的很多干部，包括生產隊長、幾個廠的廠長，都是鄉黨委書記雷宗奎的親戚。”

　　對于吳女士的說法，王月雙這樣解釋：“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做到讓人人滿意。多年來，周家莊的風俗是女不外嫁，男不外娶，所以，要是追根溯源，周家莊人人都是親戚。”

　　周莊鄉政府辦公室主任說，周家莊鄉從鄉長、副鄉長，到武裝部長等，都是沒有工資的農民身份，分紅收入只比平均水平一萬五六略高一點。

　　讓周家莊鄉的干部們最為得意的福利政策，也有社員提出質疑。

　　“啥福利政策啊，我們可沒感覺到，其他鄉鎮的農民吃水、孩子上學也是免費。”三隊社員韓先生說，“應該把地分了，那樣干活才有積極性，那些想混飯吃的人就混不成了。”

　　吳女士和韓先生都提到了“積極性”，這也是鄉黨委書記雷宗奎一直思考的問題，他已經意識到，生產缺乏積極性，工業過于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等集體經濟的局限性。

　　那么，周家莊的體制能否延續，它的明天在哪里？

　　這些問題也一直困擾著雷宗奎，他也說不清楚。他只是覺得，集體經濟確實還有許多要改進的地方。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員劉增玉認為，從目前的現狀看周家莊的體制是完全可以延續的，“關鍵在于人的因素”。

　　隨著工業人口的增加，慢慢地已經開始影響到農業生產。雷宗奎設想，要提高農業機械化，再到外面聘一部分勞力。(袁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