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實施細則》，有一條新規——“違法審判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對有關責任人實行終身責任追究。即使調離單位或是退休，依照此《細則》當事人也要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然要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9月11日《生活新報》)

　　從對司法腐敗形成預警效應來看，云南省高院的法官責任終身追究制，無疑是一道“緊箍咒”。特別是，其直接指向了獨立審判員、執行人員和法院領導，具有相當的威懾力不言自明，自然會讓公眾對司法公正產生更大的期待。

　　近年來，發生在聶樹斌、佘祥林、郝金安等人身上的“烏龍案件”，在司法界產生極大影響。這些案件暴露出來的受害人不能及時得到國家賠償，特別是對當初的責任人不能予以應有懲罰的問題，非常牽動人心。而這些案件的出現，暴露出司法審判環節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司法腐敗。

　　事實上，正是因為一些審判人員受誘于相關利益的驅動，才會不顧事實，依據含混甚至面對漏洞百出的證據，作出有悖于司法公平與正義的判決。同時，司法腐敗也往往與權力腐敗是一對連體兒。這些都損害了法律的尊嚴。

　　這一切，放到法官責任終身追究制下，無疑意味著一種新的風險博弈形勢的形成。這是制度的必然生成。權力失范與法律不公，將產生風險，由此，自然也就提升對司法腐敗的預警效應，這樣的“緊箍咒”約束，有利于提升法官對法律的敬畏與信仰，有利于法官執業更加趨近于司法倫理與道德。

　　面對司法腐敗現象，“終身問責”為法官提供了一條通道，使他們不會輕易偏斜于法律的正義軌道，需要從制度層面不斷進行有效的探索。而在對這樣的制度創新給予肯定的同時，我們擔心的是，這樣的制度，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如何不會成為一紙空文。

　　法律必須被信仰，制度必須被執行。法官責任終身追究制，從紙面順行于現實，無疑還要賦予更大的激勵價值，而且這項制度本身也必須接受相關監督。這就要求，必須為法官責任追究制的順行，厘清可能出現的障礙。同時，這種法官責任終身追究制，也不能簡單停留在司法系統的自我檢查層面，相關部門應該為這樣的責任追究，提供更為廣闊的信息公開渠道以及監督約束功能。唯有如此，才能讓法官責任終身追究帶來風險博弈效應，使司法審判更加獨立與公正，法律的公平與正義得到更好的還原。(蘇子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