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持有相同觀點。他認為，非法經營罪是有特定含義的，是指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傳銷活動本來就沒有領取營業執照，也不可能獲得行政許可。還有的傳銷活動不是以公司的形式出現的，也不是以個體工商戶的形式出現的。傳銷者甚至可以很囂張地對工商部門說，我不是你們工商部門注冊的企業，既然不是企業，我就談不上非法經營。”劉俊海說。

　　更被業內所詬病的一點是，非法經營罪被稱為“布袋罪”，什么罪都可以往里裝，量刑標準也沒有清晰界定，最多也只是判有期徒刑3年。如此低廉的犯罪成本，其震懾力可想而知。

　　此外，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傳銷案件也有以詐騙罪、集資詐騙罪或其他罪名定罪量刑的。劉俊海認為，這種司法實踐中的“混亂”現象，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不利于維護法治的統一和尊嚴，對于實施傳銷行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刑事制裁力度也是有限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業內普遍認為，刑法修改單列“傳銷罪”，使得“威懾力和處罰力度空前加大”。直銷專家王萬軍認為，將傳銷行為上升到犯罪，并課以刑罰，不但能使一些組織領導者止步，而且對于公眾也能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人們進一步認清了傳銷的危害性以及參與的嚴重性，參與傳銷活動的人就會越來越少。

　　“模糊地帶”：界定不明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設“傳銷罪”，無疑是件好事，然而，“模糊地帶”的存在，依舊引得業界議論紛紛。

　　首當其沖的一點是，究竟哪些行為屬于傳銷犯罪？

　　草案規定：傳銷行為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但目前我國僅在2005年出臺了兩部行政法規———《禁止傳銷條例》和《直銷管理條例》。

　　有專家指出，根據立法法的規定，什么行為屬于犯罪要由法律來規定，而草案卻把傳銷行為的界定權賦予了行政法規。

　　王萬軍也表示了同樣的質疑：在直銷法缺位的情況下，認定標準本身存在疑問。“而且，此次草案中還提到了‘情節特別嚴重’可加重處罰，但如何認定情節特別嚴重？法官在使用自由裁量權的時候就存在盲區。”

　　另一個“致命點”是，到底怎樣界定“組織領導”？這也是市場人士尤為關注的一點。

　　有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禁止傳銷條例》中規定了傳銷的3種表現形式，即俗稱的“拉人頭”、“團隊計酬”和收取入門費的行為。“這幾種現象在國內直銷業界并未絕跡，此前，遭查處以后只是罰款了事，現在則可能被判刑。”這位業內人士認為，這次定罪主要針對的是“傳銷組織領導者”。這意味著，公司老板肯定跑不了，但現在直銷業中職業經理人越來越多，這些人是否也會因為公司存在傳銷問題而被定罪？

　　“解決這類問題，一是要由‘兩高’出臺司法解釋，另外公安機關和檢察院應按照過去的傳統，出臺一個傳銷犯罪刑事責任的追訴標準，比如拉多少‘人頭’才構成犯罪。”劉俊海建議說，應當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總結過去執法司法的經驗教訓，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平合理的追訴標準。

　　但劉俊海同時指出，目前傳銷犯罪的高發態勢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遏制，受害人數較多，所以在制定追訴標準和司法解釋時應當采取必要的高壓態勢。他個人認為，“組織領導者”的界定應當嚴謹周延，不僅包括董事長、總經理、副董事長、副總經理，也包括具有組織、決策、指揮、領導職責或影響力的職業經理人和實際控制人。

　　“那些從事直銷的企業應慎獨自律，凡是自己現在的營銷模式同傳銷行為有相似之處的，就應當自覺及時修改、刪除類似做法，改用直銷業應該采取的營銷方式。”劉俊海說，“而有關部門在執法司法過程中，一定要善于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特別是把傳銷行為和直銷行為嚴格區別開來，保護合法的直銷行為，堅決打擊違法的傳銷行為。”

　　傳銷“絕跡”：任重道遠

　　“徹底打擊傳銷犯罪，還需磨礪法律的‘三顆牙齒’。”劉俊海說，僅僅追究刑事責任是不夠的，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有時候更為重要。

　　“比如，作為金字塔塔基的那些受害者，除了可以向公安機關和司法機關積極踴躍地舉報傳銷行為外，還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其責任人承擔民事責任。”劉俊海說，侵權行為、無效合同、可撤銷合同等，都可以成為受害者向組織領導傳銷行為的主謀追究民事責任的法律理由。

　　“而有關執法部門依法對這些傳銷頭目作出的行政處罰，如吊銷營業執照、治安拘留、罰款等，也是懲治傳銷行為的另一個有力手段。”劉俊海說。

　　接受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根治打擊傳銷行為是一項系統工程，由于一些傳銷行為是跨地域的，在刑事處罰方面還應當建立一個由各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公安機關、司法機關等相關部門構成的信息共享、快捷高效、跨地域聯動的執法司法合作機制，以便更好地打擊傳銷犯罪。(記者 陳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