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領導干部僅僅保證了清廉，發展了經濟，搞定了官場，還遠遠不夠

　　“6·28”事件后，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趕赴甕安親自主持召開事件處理現場會，當地某些干部仍為縣委書記王勤(現已免職)歌功頌德，甚至恭維其為“王皇帝”、“好皇帝”，阿諛之風令人齒寒。而這僅是甕安官場諸多“怪”現狀的冰山一角。

　　8月24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甕安看到，縣公安局和縣政府大樓已經粉刷、修葺一新，但事件留下的累累傷痕依然明顯。

　　采訪中，幾個疑問始終縈繞在記者腦中：

　　事發當天，從群眾開始聚集，直到公安局和縣委大樓被點燃的4個多小時中，為什么始終沒有一個領導干部站出來面對群眾，處理危機？

　　當地干部對王勤的普遍評價是：勤奮、清廉，其本人在當地群眾中的口碑還不錯。那么為什么會在這樣的“好干部”的任內發生這起震驚全國的群體性事件？

　　公安局和縣委縣政府大樓被點燃時，在場很多老百姓鼓掌叫好，當地的干群關系何以緊張到如此程度？

　　縣鄉基層干部本應最熟悉社情民意，為什么許多當地干部對“6·28”事件的發生都頗覺意外和不解，甚至感到委屈？

　　隨著采訪的深入和梳理，甕安官場的“怪”現狀一一展現。

　　“失蹤”、“失語”、“等待”：行政安全第一

　　據現場群眾反映，事發當天14時至18時這4個小時的關鍵時段中，無論是甕安縣委、縣政府的主要負責人，還是黔南州委、州政府主要負責人，均沒有出現在現場聚集群眾面前，成為引起現場聚集群眾強烈不滿的一個重要原因。公安局、縣委、縣政府大樓被點燃后，相關領導干部仍未站出來采取果斷措施，而是從縣領導到州領導，層層開會研究，層層請示等待。

　　據了解，事件發生時，甕安縣委書記王勤正在現場附近。縣長王海平在都勻家里，接到電話后，下午6點多鐘趕回了甕安縣城。但直到當日20時，除甕安縣副縣長肖松曾在聚集群眾前短暫露面外，再無其他縣委、縣政府和州里主要負責人與聚集群眾對話。

　　事件發生后，縣政法委書記、縣公安局政委羅來平和公安局長申貴榮從都勻回到甕安后，卻未直接回到被包圍的縣公安局，而是進入了有武警守衛的縣武警中隊。縣委在事件進一步升級時，又趕緊把應急處理指揮部轉移到了遠離縣城1.5公里、有武裝警衛的的縣武裝部內。

　　而甕安縣所屬的黔南州委、州政府所在地的都勻市，距事發現場不過1個多小時車程。當日19時許，黔南州公安局負責人趕到現場，這位負責人在外圍轉了一圈后對縣主要領導說，“群眾燒一燒，把氣消了，晚上就會散去的”，并未采取什么措施。

　　事后許多目擊群眾對本刊記者說，如果在關鍵時刻有領導干部挺身而出，與現場群眾對話，事態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

　　為什么領導干部不到現場？71歲的甕安縣老縣長徐銀芳認為，主要是害怕群眾。而害怕群眾的根源，又是脫離群眾。

　　他生氣地說，縣政府為了躲來訪群眾，兩年多前就把縣長、副縣長辦公室門口的牌子摘了下來，好讓群眾摸不著門。

　　甕安縣前人大主任王開余說：“以前我們要下鄉都是走路，途中就與群眾同吃同住，走到哪個老百姓家里都能坐下來聊聊。現在的干部工作條件好了，坐著車下鄉，雖然效率提高了，但是與群眾的接觸卻大大減少了。”

　　新近調任甕安縣委書記的龍長春對記者說：“領導干部處理此類事件要承擔巨大的風險。如果只考慮自己的行政安全，遇著矛盾和問題繞著走，等待上級指示是最易脫責的。”

　　他表示：“雖然現在當領導干部的風險越來越大，但是必須要敢于承擔和負責，因為這是衡量黨性的重要標準。”

　　與民爭利筑起干群高墻

　　還有一個原因不可忽視：當地干部中存在不少經商辦企業的情況，一些干部利用職權資源投資興業，制造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在干群之間筑起了一道“利益高墻”。

　　本刊記者在甕安采訪期間，縣紀委正在清理查處干部經商辦企業問題，他們表示，在調查結束之前，“整體情況不便對外公布”。但是一位交流干部為記者形容了甕安干部經商的規模：“如果說某縣10個干部中有1個辦企業，在甕安就有7～8個。”

　　2006年，甕安對縣檢察院原副院長宋勇經商辦企業的問題作出了處理。宋勇長期在該縣永和鎮悅來村煤礦入股，由于對入股分成不滿，他利用職權帶著檢察院執法人員、開著警車，強行收走煤礦《采礦許可證》等證件。經舉報查實后，宋勇被免去了黨政職務。

　　再如，縣法院副院長鄧太華參與甕安縣雍陽鎮高家坳村富水山莊飲食場所經營，并發生了經濟糾紛。縣紀委核實后，責令其退出股份，進行誡勉談話。而且，這個富水山莊在創辦時還有甕安縣民政局的股份參與其中，后期也發生了糾紛。

　　從這些已經作出處理的案件可以看出，甕安干部經商辦企業的“級別”已經很高。此外，縣紀委表示，一些干部用家屬名義開辦企業，查處的時候也很困難。

　　2005年8月30日，中紀委下發了《關于清理糾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投資入股煤礦問題的通知》。但時至今日，這種情況在甕安仍然為數不少。

　　縣國土局局長劉曉勇對記者說：“干部職工參與的往往是無證礦，‘看得見，摸不著’，群眾反映有公安、檢察部門也參與其中”。

　　而據記者了解，貴州一些縣也發現了更上一級機關參與開礦的情況。

　　龍長春說，近幾年甕安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老百姓的意見反而越來越大？“主要原因就是干部與民爭利”。

　　“交通警察買車運煤，派出所干警超額罰款且打白條、不給收據、挪作私用，甚至還有的派出所向娛樂場所收取‘保護費’，嚴重影響了執法公正，必然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龍長春說，“而我們對這些干部的管理和懲戒又失之于軟、失之于寬。”

　　記者了解到，這“軟”和“寬”是實實在在的：當地某鄉鎮長曾因經濟問題被追究刑責，不僅沒有丟掉烏紗帽，反而加官進爵，提拔成鄉黨委書記；某鄉黨委書記違規駕駛公車發生交通事故，導致2人死亡，卻未受任何處理。有學校校長由于經濟犯罪被判緩刑，校長卻照當不誤；公安局一個干部發生經濟問題，不僅未作追究，反而被“帶病提拔”。

　　龍長春也提到，目前甕安還有幾個有經濟問題的鄉鎮書記未作處理，“下一步就要對他們進行清理”。

　　“好”書記看不見危機

　　接受采訪的一些甕安干部對王勤的評價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清廉”，是個“好書記”，認為在他任內發生“6·28”事件是個悲哀、遺憾。而且王勤在當地群眾中也有一定口碑。這樣一個“好書記”，為什么會在“6·28”事件前后舉止失措？

　　免職后的王勤幾乎是流著淚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他說：“去時(到甕安任職時)孩子才兩歲多，青春都獻給了甕安，身體也搞壞了。老父親常年臥病在床，主要靠哥哥照顧。家里也是靠岳母來幫忙。”

　　王勤1998年到甕安縣任縣委副書記，他對記者說：“我剛到甕安時縣財政經濟狀況極端困難，縣委常委會討論支出項目時，細到20元的支出款項；縣里開兩會，連用多少張紙都要事先批準。這幾年發展這么好，老百姓得的實惠這么多，想不到他們會去砸縣政府，還有人鼓掌歡呼，這是最讓我傷心的。”

　　在當地干部眼中，王勤是一個“學者型”的干部，他擁有碩士學位，且正在南開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

　　童德瑩認為，王勤做縣委書記“少了一份虎氣，多了一份書生氣”。“他從校門直接進入‘衙門’，30多歲就當上了縣委副書記，仕途上一帆風順，成長過程缺少了實踐的摔打，不遇大事則已，遇到這樣的大事就束手無策了”，童德瑩說。

　　記者在走訪中發現，王勤之所以在甕安干部群體中有較高的評價，還與他較好地平衡干部利益直接相關。

　　甕安的10位縣委常委中有8位是交流干部，王勤給他們規定了“四不”：不參與打麻將，不進夜總會，不進歌舞廳，不到干部職工家串門。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彌合了交流干部與本地干部之間的嫌隙，但“不到干部職工家串門”之類的規定也于無形中放棄了傾聽基層呼聲的機會。縣委副書記瓦龍標說：“現在看，這樣的做法還是謹小慎微了一點。”

　　在干部利益和群眾利益的均衡中，王勤也選擇了前者。甕安縣財政局局長陳廷高給記者算了一筆賬：2007年全縣財政總收入2.4億元，但工資等剛性支出就達2.5億元。近幾年增加的財政收入，其中5000多萬元補發了拖欠干部職工的書報費、交通費、洗禮費及崗位津貼。

　　王勤的官場平衡術似乎是成功的，但是當他把錢花在補足干部待遇的同時，卻忽視了當地許多學校的住宿條件還非常有限，對許多李樹芬這樣的外地學生無法實行寄宿管理；也忽視了縣里僅有的3所醫院醫療衛生條件差，樓道、墻壁污黑，臨時加床的病人擁滿過道；更忽視了“6·28”事件其實早有征兆。

　　去年以來甕安包括爆炸案在內的各種大案頻發，群眾對公安機關評價的滿意度只有59%，今年1至6月份群眾上訪總量已達348起，超過去年全年320起的上訪總量，這些都是重要的警示信號。

　　“縣委、縣政府如同坐在了火藥桶上，自己卻渾然不覺。”前甕安縣長徐銀芳這樣評價。

　　正如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所言：“當官不能太舒服，如果不攻堅克難、吃苦受累，人民就不會滿意。”在社會矛盾錯綜復雜、發展模式亟待轉變的當今中國，黨的領導干部僅僅保證了清廉，發展了經濟，搞定了官場，還遠遠不夠。缺乏了危機時刻的決斷和勇氣，忽視了老百姓的訴求，忘記了“發展為了誰”的道理，就不配被稱為好干部、好書記。

　　以此來看，“好”書記看不見危機，就成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