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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歸派的行為分析并非國外媒體可以輕易揣測清楚

　　中國留學生的數量正在以每年數萬計地增長，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影響。長期以來，西方認為這個群體會在中國輸入西方價值觀，“海歸”也被視為親西方的橋梁。

　　然而，美國《新聞周刊》近日卻提出不同的觀點。該雜志通過對以搜狐董事局主席張朝陽為代表的海歸們的采訪，刊登了一篇題為《海歸的崛起》的文章，該文的核心觀點是“越西化的中國人反而越不喜歡西方”。因為其觀點的標新立異，該文立即在互聯網引起巨大反響，海歸派的行為分析也再次引發熱議。

　　偏見帶來“反西方”

　　“當老外對中國有很多誤解時，我就特生氣。”德國留學生郭萌熙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他坦言自己在國外比在國內愛國情緒更強烈，“主要是無法接受外國人的偏見”。

　　由于歷史形成的偏見和對近年來中國發展的無知，讓很多西方人對待中國留學生和中國時表現出不公平的態度，甚至是歧視，這令中國留學生表現出了更強烈的愛國熱情，回國后，這些情緒還會留在一部分海歸內心。

　　“老實說，我們在國外時，確實碰到有人老問一些奇怪的問題，比如問中國有沒有現代的建筑或汽車。”曾在加拿大生活10年后返回上海開辦教育慈善機構的黃丹妮說，“有時確實覺得，他們對我們是有偏見的。”

　　上半年在加拿大留學，剛回到北京工作的張浩遠說，在奧運火炬傳遞期間，有很多加拿大人自制了支持“藏獨”的海報掛在自家大門上。“我見一張就撕一張。”張浩遠說，“很多外國人根本就不了解真實的情況，只按照他們的思路來做事。”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孔寒冰也承認，“海歸反對西方”這種現象確實存在，但他同時認為反西方并不絕對，“我們不能把某些特例給普遍化了，對這種現象還是要寬容一些。只能說，越是西化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情緒可能就越強烈，這也跟他們所處的環境有關。但是并不能說他們就是反對西方的。”

　　解剖三類“反西方”海歸

　　海歸中的先驅們不想成為現代的西方人，這些求學歸來的海歸人士，不僅帶回了高科技和新理念，也帶回了西方世界的思考方式。他們回到中國后，用西方的眼光看問題，用中國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時候的矛盾沖突就出現了。

　　“我并沒有單純地強調反西方。”海歸一代的代表張朝陽認為，海歸派的行為分析并非西方人可以輕易揣測清楚，“由于留學生對西方社會了解比較深入，對西方的認識相對中肯和平衡，盡量避免了盲目崇拜或者崇洋媚外，將理性地面對東西文化政治交融時帶來的問題。”

　　成功的年輕海歸也希望突出自己是現代的中國人。對這些海歸來說，雖然深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但同時中國傳統文化的心理訴求也變得愈發強烈。黃丹妮在加拿大的生活十分優越，但兩年前她毅然決定返回上海創業，“回國倒不是上一代人說的愛國，回國發展是覺得有認同感。”

　　張浩遠也認為自己對西方沒有任何敵意，在他看來，別人混淆了“愛國”和“反西方”的概念，“雖然我把‘藏獨’海報一張張扯下來了，當時很痛恨加拿大人，但是其實我并不反感加拿大人，相反，我有很多加拿大朋友。”

　　針對這種現象，孔寒冰對《國際先驅導報》分析說，“對于西方提出異議的海歸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在國外發展得不理想的，很大程度上會不喜歡西方。第二種是真正了解西方的人，他們看到了西方哪些地方不盡人意，會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還有一部分人可能在中國就說中國不好，在外國就說外國不好。盡管產生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海歸反西方并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都只是個案。”

　　從仰視西方到平視西方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遠渡重洋求學，源源不斷地為國家輸送回西方先進的教育理念和科學技術，就這一層面來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現代化的西方世界是中國進步過程中的老師。

　　但隨著中國自身的發展，海歸對西方的心態正在開始變得復雜。

　　在張朝陽看來，多數海歸現在有一種全新的自信，“東方與西方現在不再是單純老師和學生的關系，互相都有很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長處，東方面對西方已經經歷了從仰視到平視的過程。在平等的原則下，敵對的態度就會減少很多。”（胡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