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對單個罪名的修改，除了從社會的客觀需要出發，還應與刑事政策的變化相呼應，并著力體現現代刑法理論的發展。如此，才能讓我們的刑事立法更成熟，也能讓我們的刑法典更完善

　　傅達林

　　近日，《法制日報》評論版刊登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應成為貪官的夢魘》一文，探討了有關立法修改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問題。誰都無法否認立法修改的積極意義，但是這種修改也顯示出一種“折衷主義”的尷尬。

　　中國人歷來崇尚“中庸之道”，這種歷史文化反應在立法上就是所謂的“折衷主義”：對于某一事項是否需要立法或立到什么程度，當社會上出現截然相反的沖突意見時，立法者往往采取妥協的策略，走“中間道路”。從婚姻法修改到物權法制定再到個稅起征點的調整，都折射出這樣的立法策略。

　　立法技巧上采取折衷主義，大部分時候都能有效中和社會觀念的沖突，將冒然立法的機會成本減到最小，同時還滿足了社會的需求。但也有例外的時候，比如近來刑法上面臨修改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長期以來都處于“折衷主義”的困境。

　　刑法第395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從條文看，該款前半部分為國家工作人員設定了如實提供財產來源的義務，后半部分則以推定的方式為不履行義務設定了處罰。通過這種“自問自答”式的立法行文，不難看出立法者對反腐形勢的對策性應答。

　　但事與愿違的是，近年來這個罪名不僅未能遏制住腐敗現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給腐敗者以口實，伴隨著貪官越來越多的不明財產，不僅讓民眾對該罪充滿了矛盾心理，也讓學者對該罪的正當性提出質疑。一些人認為不如干脆取消該罪，或參照新加坡的刑事立法，將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以貪污懲處；而更多的人卻呼吁提高該罪的刑罰幅度，認為最高5年的刑罰不僅寬大過度，而且較之貪污、受賄罪最高可判死刑，更有失公平，背離了設立該罪的初衷。

　　一邊是代表法理正當的正義之辯，一邊是代表政策合理的公眾呼聲，使得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自確立之日起就備受爭議。在這種境況下，此次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行的最高刑期從5年提高到10年，再次于“非罪”和“重罪”之間作出折衷應變。可從輿論反響看，人們關于該罪的分歧并未達成妥協，取消說、加重說、權宜說等各派觀點依然呈現報端。

　　從刑法的基本原理出發，從根本上廢除這個罪名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它完全背離了現代刑法的諸多理論，與現代刑事訴訟“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和“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等通行規則存在抵牾，帶有“有罪推定”色彩。然而，刑法的強烈政策性又告訴我們，這個罪名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冒然取消，不僅民眾不答應，對反腐事業來說也會損失慘重。

　　由此看來，這種折衷主義的困境還要保持相當一段時期。在這種情勢下，如何讓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更加正當合理，就成為我們應當關注的焦點。就眼前而言，我以為應當做好兩個方面的法規配套：一是盡快完成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從立法上確立官員的財產公布義務。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奠定法理基礎，而不致于陷刑法于“邊設定義務邊科加處罰”的尷尬境地。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設定“等級處罰”，具體說，就是在設定該罪的起點財產基礎上，為不同數額的不明財產設定不同檔次的刑罰幅度，這樣既能體現刑罰的科學性，又能增強司法可操作性，可以有效防止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執行中失之偏頗。

　　總之，刑法對單個罪名的修改，除了從社會的客觀需要出發，還應與刑事政策的變化相呼應，并著力體現現代刑法理論的發展。如此，才能讓我們的刑事立法更成熟，也能讓我們的刑法典更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