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家有名車，網(wǎng)友多有表示支持的。公共輿論中，為“仇富”正名的努力就開始了。7月26日《燕趙都市報》有篇文章《仇富為何不仇袁隆平》，作者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靠合法勞動富起來的人，以及那些對社會充滿責(zé)任和愛心的人，公眾是絕不會‘仇視’的”。

　　“合法勞動”一說挺有趣的。勞動本就暗含合法的意思，從來也沒聽過“非法勞動”一說。“合法”一詞，又暗藏機鋒。當一些立法項目步履蹣跚，那些特權(quán)階層和壟斷集團，你也不好說他們的利益來源就非法了，但特殊的利益分配，一旦罩上“合法”的面罩，也有可能變成合乎情理的利益剝奪。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中，大多數(shù)人還是合法勞動的，但貧富差距還在拉大，而且是兩級化。

　　我并無反對袁隆平的意思，但把袁隆平當成合法致富的道德楷模，再去駁倒“仇富”的論調(diào)，這多少顯得簡單化。“仇富”的調(diào)調(diào)有它的社會根源，仇富不仇袁隆平，也能說明一些問題。有那么多人正視、承認而且贊賞袁隆平這類“合法勞動”的科技工作者所擁有的財富，但只要特殊的利益格局還沒有被觸動，仇富或者說是社會情緒，還是難以回歸到理性的表達中來。

　　改革進程中，初始化的利益格局之調(diào)整，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矯正，利益調(diào)整的過程需要明細的規(guī)則，以漸次的努力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仇富”總歸是一種非理性的社會情緒，但社會情緒又多少能對既存的現(xiàn)實有所折射。可以說這也是一種表達，以情緒之于理性的不對等，去代替利益分配的不對等、表達力量的不對等。

　　“仇富”當然是一頂大帽子，但“仇富”的情緒，有時的確能僭越公域私域的界限，把財富累積、消費的社會性問題，轉(zhuǎn)化為某些人的財富道德問題。旅美學(xué)者薛涌曾經(jīng)撰文為仇富正名，他說：“官員腐敗，特權(quán)階層和壟斷集團擠兌公共空間。貧富懸殊已然形成，畸形的利益格局對普通大眾越來越不利。”我想補充一點，“仇富”本身確也存在擠兌私人空間的嫌疑，并非每一個“合法勞動者”都能享受袁隆平的輿論待遇。(肖暢 武漢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