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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州省高官的言論和行動已經顯示了政治勇氣，接下來的問題乃是一項更大的挑戰：如何讓民眾在權利、利益遭到侵害的時候找到及時而有效的幫助和支援

　　貴州甕安“6·28”事件的起因乃是一起治安事件，最終卻演變成為普通民眾裹入其中、沖擊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的“群體性事件”。

　　當地政府目前認定這其中有受黑惡實力煽動、利用不明真相的民眾，并正在查處這些黑惡勢力；另一方面，地方高級官員也承認，不明真相的民眾之所以聚集起來參與沖擊政府，乃是事出有因。中共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稱，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導火索是女中學生的死因爭議；但背后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

　　專責處理甕安事件的中共省委副書記王富玉的分析更為詳盡。近年來，甕安縣經濟確實在高速增長，但在移民搬遷后期扶持、違章建筑拆除、礦權糾紛處理、國企改革改制中，沉積的有影響的重點信訪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種矛盾糾紛沒有得到及時化解。大量積案和積怨的存在，導致官民關系緊張，民眾中出現了仇官、仇富心理。

　　另一方面，石宗源又指出，一旦發生官民糾紛、沖突，政府機關又相當隨意地把公安政法機關推到第一線，動用警力進行強力壓制。可能也正是因為公安機關在這方面投入太多力量，導致其在維持社會治安方面無所作為，加上自身又存在嚴重腐敗，因而，警民關系緊張，民眾對公安機關也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甚至出現仇警心理。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民眾會集中起來沖擊當地公安機關。

　　應當說，貴州省高層對甕安事件根源的分析是相當到位的。但其實，貴州省高層提及的這些現象，并不僅限于甕安一縣，整個貴州、乃至全國各地，程度不等地存在上述種種現象。

　　過去十幾年來，實現經濟高速增長是各地政府官員追求的主要政績目標，地方政府成了經濟增長的主體，地方官員幾乎成為商人。為追求這一政績目標，地方政府官員積極地利用其所掌握的巨大、并且始終沒有受到有效限制的權力，比如，隨意制定各種優惠政策以吸引投資者，給予那些能夠增加官員政績的企業以不受環保、勞工權利、社會保障等法規管制的特權。當然，地方政府也利用權力經營城市，經營土地，經營各種自然資源。由此迅速獲得大量財政收入，也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然而，少數地方政府的手伸得太長，直接介入資源的商業交易過程，或為了經濟增長政績而過分保護某個群體、甚至毫無顧忌地損害普通民眾的權利和利益，固然可以在中短期內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但長期來看，必然導致嚴重后果。這種后果首先體現在經濟方面，就是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最近一年來，這種失衡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工業衰退、出口下滑、企業大量倒閉等現象已表明，原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陷入困境。

　　不過，以權力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機制，最嚴重的負面后果表現在社會與政治方面。最近幾年人們一直在談論中國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這種兩極分化的根源則是不同群體、不同人在經濟活動中的自由與權利的不平等，導致這種不平等的原因正是權力支配經濟過程，人為地授予某些人以特權，以限制乃至剝奪另一部分人的正當權利。

　　在貴州省高官所提及的征地、拆遷、礦權分配等領域，權力制造權利之不平等的情形是嚴重的。由此或可獲得一種異乎尋常的效率，但這種效率缺乏正當性基礎。由此形成的財富配置結果，不可能得到人們的認可。

　　事實上，由此創造出來的財富越多，群體間的敵視就越深。其中最尖銳的是官民、貧富之間的敵意。這種敵意不斷積聚，最后就會在無人能夠預料到的時間、因為一件無人能夠預防的小事件，而演變成具有極大社會和政治沖擊力的群體性事件。近年來，這樣的事件已經頻繁發生。

　　如貴州省高官所說，甕安事件這樣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事出偶然，卻具有必然性。不過，不論是對執政黨和政府，還是對負責任的公民來說，當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恰恰是阻止這種必然性變成現實。因為，在宣泄憤怒的情緒推動下、具有嚴重破壞性的這類群體性事件，無助于從根本上化解民眾的怨恨，增進民眾的權利。

　　人們普遍承認，這一目標的實現有待于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而建立這種制度需要的是理性、建設性，需要的是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妥協與合作。

　　但是，民眾恢復理性的前提，又是政府要有面對困擾民眾的那些問題的政治勇氣，及從制度上解決這些問題的政治意志。貴州省高官的言論和行動已經顯示了政治勇氣，接下來的問題乃是一項更大的挑戰：怎樣讓政府權力退出商業交易過程，如何有效地約束政府官員、包括公安機關的權力，如何讓民眾在權利、利益遭到侵害的時候找到及時而有效的幫助和支援。這方面的制度突破，才是防止甕安事件重演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