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5日，全國監獄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召開。這標志著一場涉及全國監獄的體制改革全面啟動，改革的方向是徹底改變監獄辦企業、監獄辦社會等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體制。

　　“以一當二”的弊端

　　山東省監獄管理局的辦公樓里，表彰公告欄上貼著先進監獄干警的照片和事跡。在被表彰的十幾名干警中，80%的表彰理由與他們促進監獄生產有關。其中一位干警被描述為：“廢寢忘食地研究機床，他通過革新生產技術，大大提高了機床的生產效率。”2008年6月25日之后，類似的表彰事跡也許會從山東省監獄管理局的公告欄里撤換下來。

　　6月25日，全國監獄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提出全國監獄體制改革將全面推進。據出席會議的司法部部長吳愛英介紹，改革的方向是“全額保障、監企分開、收支分開、規范運行”，扭轉監獄辦企業、監獄辦社會的現行機制。這意味著，監獄干警將專心于幫助、懲戒、改造罪犯的工作。

　　這是一場始于2003年的改革。山東省監獄并不在第一批確定的試點改革的名單里。當時，山東省監獄還在老體制之下，過著“以一當二”的日子。所謂“以一當二”是指：一個單位有兩塊牌子，一塊是監獄，一塊是企業；一個單位有兩項任務，一個是刑罰執行，一個是經濟生產；一個單位負責人有兩種職務，一個是監獄管理者，一個是企業負責人。

　　這種監獄體制由解放初期沿襲而來，在1951年、1954年及1994年出臺的多個監獄管理法律文件中被確定下來。1994年出臺的監獄法明確規定，監獄應該根據改造罪犯的需要，組織罪犯從事生產勞動。《勞動改造條例》中也明確將監獄生產的收入規定為監獄經費來源之一。由此，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獄體制形成，監獄職能和企業職能集于一身，監獄生產成為監獄工作的基本內容之一。改革之前，全國700余所監獄都在這種體制之下。

　　上海是第一批被列入試點名單的城市，為此，上海專門成立了監獄體制改革專家組對改革前后的體制進行了細致的調研。專家組調研發現，這種體制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但問題出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深入發展，這種集監獄職能和企業職能于一身的特殊監獄形態顯現出運行矛盾。

　　在原有體制下，監獄經費實行部分自給自足，監獄企業的收入是監獄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中國法學會監獄法學會秘書長任啟才告訴《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原有體制弊端衍生的一個很惡劣的現象：監獄企業收入的空間演變為監獄警察滋生腐敗的溫床。

　　任啟才特別提到了大連監獄一起被曝光的惡性案件。2000年，在大連監獄服刑的鄒顯衛通過所攬的工程為大連監獄創收上百萬元。鄒顯衛因此獲得種種特殊待遇。他不僅在監獄里住特別單間，并有兩名犯人充當勤雜人員為他服務。鄒顯衛還通過向時任監獄長的謝紅軍行賄而獲得減刑。鄒顯衛入獄時因故意殺人罪、流氓罪、非法拘禁罪被判處死緩，在兩次獲得減刑后，他又被保外就醫。當年4月，處于保外就醫期間的鄒顯衛率團伙在一家洗浴中心開槍制造血案，震動高層。他在監獄內行賄等事隨之暴露出來。

　　鄒顯衛案并不是監獄原有體制弊端暴露的唯一案件。任啟才秘書長介紹，監獄辦企業出現的弊端以及表現為監獄腐敗、監獄權力尋租的問題在上世紀80年代末已經出現，在90年代尤為明顯。

　　這個時間正是司法部醞釀監獄體制改革的時候。2000年初，司法部已開始進行監獄體制改革的論證和調研，時任犯罪預防研究所所長的郭建安受命組織了一個10人小組進行改革前的“預熱”。2001年1月，“進入21世紀的中國監獄工作論壇”在北京舉行，核心內容是討論監獄體制改革的具體方案。

　　2003年，司法部確定了第一批監獄體制改革的試點地區，黑龍江、江西、湖北、重慶和上海等地率先參與改革。改革的方向正是司法部長吳愛英6月25日在監獄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強調的16個字：全額保障、監企分開、收支分開、規范運行。

　　7月2日，司法部監獄管理局相關官員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監獄體制改革可以分成如下方面來認識：第一，改革的總體目標是，監獄經費納入財政保障，建立監獄經費動態增長機制；建立監管改造和生產經營兩套管理機制，強化監獄刑罰執行職能；建立執法經費支出和監獄生產收入分開的運行機制，促進公正執法；建立完善監獄和監獄企業管理制度體系，保證新型監獄體制規范運行。

　　其次，改革細化為五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監獄經費保障制度，實現全額保障。要切實落實改革資金，把監獄執法經費列入財政預算。二是要建立和規范監獄和監獄企業運行機制，實現監企分開。三是要建立監獄執法經費支出和監獄企業生產收入分開運行機制，實現收支分開。四是要分離監獄辦社會職能，實現監社分開。五是要推進新體制機制協調有序運轉，規范監獄管理，規范監獄企業運行，規范監企關系，規范收支分開，規范警察管理，規范工人管理。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