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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不應只是擺放在陳列室的展覽品，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汶川應被建成一座節能的經濟城市

　　★ 文/Emanuel Pastreich and John Feffer

　　2008年5月12日發生在中國的汶川毀滅性地震，造成整個四川省超過6萬人遇難，500萬人無家可歸，而災后的重建工作將需要很長時間。雖然當前救援組織和當地政府已經緊急修建了臨時住房并提供飲用水，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應該開始考慮在救援人員離開后，國際社會應該如何有效在而合適地發揮長久的作用。

　　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30年前遭遇唐山大地震的中國。1976年，中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國家。但正如姜聞然(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中國學院院長)所指出的，當今中國已經面向全世界開放，非常樂于接受國際援助組織和醫療隊的援助。

　　有一種方法能夠幫助中國向世界證明她是一個新型的大國，那就是一個超同一般的重建汶川計劃。這一計劃將超越所需，在外界的幫助下，采取新型技術來建立一個新型城市。

　　類似這樣的災后轉變其實并不罕見。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地震中近6萬人遇難。這場災難除了促進了地震學的發展之外，葡萄牙國王約瑟將里斯本重建成為一個宏偉壯麗的城市，并以最早具有防震設計的建筑而聞名于世。時至今日里斯本的Pombaline King Joseph區仍是旅游熱點。

　　中國可以比葡萄牙做得更好。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汶川也許可將被重建成為一座節能的經濟型城市。這樣的經濟型城市將成為調和經濟發展同能源消耗矛盾的可持續發展的模型。汶川會如同巴西的庫里提巴一樣，因為其優秀的公共交通和城市環境規劃而受到矚目。貫徹可以拯救地球的解決方案，是比所有牌匾或者紀念碑都更合適的對地震遇難者的紀念。

　　事實上，中國已經顯示了對ECO城市(生態城市)的開放政策——上海崇明東灘島便是一個例子。由全球性工程公司ARUP建立的東灘，將以當地廣泛的自給自足的有機農業為特色。其公共交通將由氫燃料電池供給動力，沒有任何的碳污染。通過在內陸地區實行類似的計劃，中國可以獲取的經驗不僅是如何保護環境，而且對世界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具有指導作用。

　　其實，將汶川重建成為一個ECO城市可以借助一個已廣泛存在的環境合作區域網。韓國、中國和日本在1993年簽署了環境合作合約，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已成立十幾年，特別是日本和中國正合作治理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

　　同時，為了更好地加強技術交流，日本一些城市與中國城市成為了姐妹城市。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在5月上旬訪問日本，在參觀一個擁有當今最先進技術的回收工廠時，他提出了用日本最先進技術來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的殷切期望。

　　除此之外，汶川能夠進一步提高區域合作水平。日本的技術、韓國的資金以及海外華人的支持都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與此同時，臺灣特別指定特種基金，作為與中國大陸開展經濟合作關系的一部分。

　　汶川不能只是擺放在陳列室的展品，它必須是可操作的并且可復制的。就如同非政府組織Habitat for Humanity(人類家園)在全世界為貧苦的人們修建可住得起的房屋一樣，汶川要想成為模板，就必須做到不管是在荒野還是在城市中，都應該是實際可操作的。

　　為了有效地、公正地處理來自環境污染、氣候變化和能源不合理利用的問題，我們必須將工作的重點放在那些經濟發展的問題比其他的問題更嚴重的地區。在富裕的國家使用節能汽車或更有效節能的冰箱，是必須的，但是并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富裕的國家應該提供資金來幫助像汶川這樣的城市以達到全球性碳排放減少的新標準。

　　如果說冷戰是關乎核戰爭和野心家的斗爭，那么當今在環境問題上的努力和掙扎則是為了自然與人類發展的和諧。肯尼迪總統曾在1961年向德國人民發表團結一致的宣言：兩千年前，最自豪的夸耀是“我是羅馬人”。今天，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夸耀是“我是柏林人”。所有自由人，不論他們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為一個自由人，我為“我是柏林人”這句話而感到自豪。

　　在當前關注環境的新時代的背景下，讓我們重寫肯尼迪這段著名的演講。讓今天的我們自豪地說“我是汶川人”。帶著這樣的情感，讓我們重建汶川，這個自然災害中的受害者。同時去審視，去思考重建我們的城市——那些不可持續發展的信念中的受害者。(Emanuel Pastreich為韓國又松大學國際商學院亞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