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重新修改了教師師德規范條例，明確規定在重大災難發生時，教師有責任、有義務保護學生。

　　任何一個人，在重大災難發生的危急關頭，都可能成為不顧一切的逃離者。由此，我們應該更深一層次地想到：僅靠一般意義上的道德約束，很難對重大災難發生一瞬間的教師產生強大約束力，所以得有寫在紙上的“公約”。這種契約使教師成為責任人，而不是一般的自然人。

　　在地震發生時，四川安縣桑棗中學有條不紊地組織師生撤離到操場，這得益于每學期一次的緊急疏散演習。經過這種制度化的演練，在地震發生時，學生如何撤出，教師應該處在什么樣的位置，師生應該保持什么樣的關系等，都做得比較到位，師生安全由此得到保障。

　　當然，在此前提下，如果再能把校舍建成最安全的建筑，那就更提升了安全保障的水平。所以，在新的師德建設標準出臺之后，還要有新的校舍建設標準出臺，并通過相關陽光法案使校園建設置于公共監督之下，使每間校舍都有公開的建筑設計者、建設者、監理者、主管官員等，并有相應的、合法的問責規定，用制度保證每一個建設環節都不出問題，都體現對生命的終極關懷。

　　筆者注意到，道德決定論者往往希望僅僅通過個人的犧牲來成就精神的崇高，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就陷入了象征即價值的表象追求，而沒有追問對生命關懷的真正意義與價值實現的理性方式。由此形成的后果是，道德決定論者常常是制度建設的懶惰者，他們不知道，盡管瞬間的道德表現也與平時的精神修煉相關聯，但還是不能僅僅靠這種瞬間的表現，而必須要有更有力的制度保證。

　　從這個意義上說，范美忠事件的另面意義，通過新聞的報道實現了：無論是通過博客再到紙質媒體，還是通過電視辯論到網絡辯論，都使我們看到一個相對真實的人。作為災區受難者之一，范美忠是幸運的；但作為教師，沒有能更好地呵護學生，他的表現卻令人遺憾。

　　但是，當一些人僅僅用道德的大棒，來迎頭痛擊他時，公眾又會站到同情范美忠的立場做換位思考。從這個角度上講，范美忠又成了一個“自我犧牲”者，他通過展示自己特殊時刻的瞬間表現，喚起了公眾的思考，也由此促成了相關制度的改進。

　　“范跑跑”事件引起無數人轉身思考自己的人性弱點，思考相關制度與規章的缺陷，并使之有了良性改進。這實際上是“范跑跑”事件的獨特價值，也是它的積極意義。

　　□吳祚來(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