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急劇發展，規模浩大，已經被證明不適合我們的西方發展模式，今天仍在中國上演。”中國工程院院士吳良鏞今天（26日）在兩院院士大會上呼吁：中國城市化不能單純走西方道路，特別是美國的發展之路，城市分散、汽車化、郊區化、高級別墅、摩天大樓等……這一套不能照搬。因為能源資源和環境容量的制約，西方的發展模式我們學不起。

　　吳良鏞認為，城市化科學發展的當務之急是端正城市建筑的發展方向，否則后果不堪設想。這些用中國人民血汗澆注的摩天大廈，隨著建筑史短暫的一頁翻過后，將成為時代的“傷疤”。“今天的生產力空前發展，科學技術水平也不斷在提高，建設量如此巨大，而建筑的規劃決策、城市的整體規劃與設計每每缺乏科學的論證，土地一旦被占用，不合理的城市結構一旦攤開，難以逆轉，這對未來將會造成極大的被動”。

　　城市擴張速度，有目共睹。尤其在經濟發達地區。據統計，1978年到2007年，全國城市總數由193個增加到655個，城市等級規模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城市人口在50萬以上的大城市增加了100個。全國城鎮建筑年竣工總面積達10多億平方米，城市化率已經從改革開放初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4.9%。以上海為例，1980年18層的以上的建筑只有121幢，2006年達到了10045幢；2006年人均擁有住房面積為16平方米，是1990年的2.5倍；2005年的汽車擁有量，是1999年的25倍。而近年來，我國能源消費急劇增長，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已經成為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最大制約，直接威脅國家經濟安全。

　　最短缺的資源負擔和最大的建設量，這是中國城鄉建設中的最大矛盾。吳良鏞引用加拿大生態規劃學家Rees教授的“生態承載能力”理論指出，“如果全世界都按照美國模式發展，需要2.6個地球才能滿足。”

　　一周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剛從震區回來，在城市規劃論壇上他表示：“城市是人類最宏偉的構造，也是人類自我創造的最危險的家園。我國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超過1萬人，屬緊湊型城市，這種城市規模更容易放大各類災害的效應”。

　　“在借鑒西方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我們要另辟蹊徑。”吳良鏞指出，十七大報告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建立在整體論的基礎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各種建設發展納入有規劃的導則中，發展需要在“控制”和“引導”的基礎上，既有宏觀調控，又能自由發展。

　　在他看來，城市如何在發展現代化的同時，又能繼承、更新、發展古老的、沉睡中的文化，參與到全球文明中，這是中國城市化不可回避的難題。吳良鏞建議，在城市建設領域，可試行城市總建筑師、城市總規劃師、城市總工程師制度，對城市發展進行整體的研究、決策和管理。較為長期地在宏觀上把握城市的發展命脈，為城市政府決策提供建筑、規劃和工程等方面的專業咨詢，加強決策的科學性、繼承性。

　　吳良鏞表示：“這不是個單純的技術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公共管理問題，對人居環境的探索已從僅著眼于建筑空間概念為主的環境問題，擴展到多層次的‘空間模式’、‘空間戰略規劃’，并進一步拓展到社會文化的領域與文化城市的建設等，并且將不可回避地觸及體制改革問題。”

　　對于這一點，同濟大學建筑與規劃學院院長吳志強也有同感：我們在城鎮化過程中一直沒有時間空間布局的規劃，科學嚴謹的規劃可以成為生命和財產的保護神。(楊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