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精髓是法治經濟，政府、企業依照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開展救災工作，是各類災害事件救災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具體到“5·12”大地震，復旦大學法學教授王全弟認為，救災工作在民法領域主要涉及物權法和合同法的相關內容。

　　征用：物權法中的“緊急狀態”

　　首先，災區急需大量帳篷、活動板房、食品、藥品等物資，而國內企業的產能是有限的，出于人道主義的最高原則，物資必須優先供應災區。這一點，就涉及去年剛剛頒布實施的物權法有關“征用”的內容。

　　物權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因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單位、個人的不動產或者動產。被征用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使用后，應當返還被征用人。單位、個人的不動產或者動產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毀損、滅失的，應當給予補償。”

　　王全弟說，要注意征用和征收的區別。征收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首先，征收的對象主要是土地、房屋等不動產，征用的對象范圍更廣；其次，征收是所有權的轉移，而征用是使用權的轉移；第三，征用的前提條件是搶險救災，這一點非常符合本次地震救災的情形。

　　王全弟特別提到，征用雖然是緊急狀態下對使用權帶有一定強制性的轉移，但是政府不應損害被征用對象所有人的合法權益，不應給所有人造成損失。“征用后毀損、滅失的，應當給予補償”，就是說要對價補償。比如，食品藥品是消耗品，不可能返還，就應當給予經濟補償；帳篷雖然可以回收利用，但是也會有所折舊損耗，不應當返還企業，而應當給予經濟補償。

　　不可抗力：救災企業的“后盾”

　　其次，在本次救災工作中，一些企業為了確保災區需要，不得不停止原有合同的履行，那么就涉及到合同法的有關規定。還有一些災區企業，因為受到嚴重損毀已經無法履行合同。王全弟認為，對這些無法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合同，原則上應視為不可抗力，救災企業不應承擔違約責任。

　　我國合同法有對“不可抗力”的免責條款，還專門對“不可抗力”作出了解釋：“本法所稱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王全弟說，災區企業不能恢復生產導致合同無法履行，作為不可抗力好理解。更多的情況是，在汶川地震救災工作中，很多企業為了救災，不得不暫停或者推遲其他合同的履行。一些企業為此心存顧慮，擔心承擔違約責任。王全弟認為，如果出于救災需要和政府強制性指令，這類合同也可視為不可抗力，企業不應承擔違約責任。

　　另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如果因為其他合同停止履行，給合同另一方造成損失如何處理。從原則上講，造成的損失由對方自負，但實際上有很多減少損失乃至避免損失的方法。首先，合同法本身就規定了，當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以減輕可能給對方造成的損失；其次，合同是雙方自愿訂立的契約，大災面前，作為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有必要互相理解、互諒互讓，讓企業的日常需要讓位于十萬火急的救災需要；第三，如果雙方已經部分履行合同，比如需求方已經向供貨方打出部分貨款，如果合同解除，供貨方需將所有貨款返還需求方；如果合同可以推遲履行，供貨方在救災任務完成后，應盡全力繼續履行合同，把需求方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政府采購：平等的市場主體

　　王全弟指出，與唐山大地震時期的救災工作相比，政府的角色已有很大的不同。在行政法領域，政府依然是權力主體，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但是，在政府采購這樣的民事領域，政府和被采購方是平等的民事主體，雙方必須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則。

　　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民營經濟，所有產業基本都是國有的，政府可以對一切救災資源進行無償調撥。而在市場經濟時代，政府在最初的緊急救災狀態下，可以征用、征收物資，但也必須支付對價。而在更長的災后重建工作中，政府對物資的調配主要是通過政府采購的方式完成。在政府采購過程中，政府和供貨企業是平等的民事主體，政府沒有命令企業的權力。而且，政府負有這樣的責任，即必須對產品進行精心選擇，挑選價廉物美的產品用于災區重建。□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楊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