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耒陽市一中高考考點無線電舞弊事件上周剛曝光，近日媒體又披露，今年高考期間，山東陽谷縣10余名“槍手”赴甘肅省天水市部分考點替考，有關責任人已初步受到查處。(6月19日《蘭州晨報》)

　　從2000年湖南嘉禾一中高考考點舞弊案、廣東電白縣高考考場BP機聯手舞弊案，到2005年安徽省碭山高考集體手機舞弊案，再到今年的湖南耒陽高考舞弊事件和山東“槍手”赴甘肅替考事件，在一些地方，高考舞弊現象不同程度存在。

　　從有關專家和媒體評論提出的意見看，治理高考舞弊無外乎三種手段：一是加強技術防范，二是嚴格組織監考，三是對作弊者予以嚴懲，必要時可以修改相關法律，以加大對作弊行為的懲處力度。但是，很少有人從道德建設的層面探尋考試舞弊的治理之道。人們普遍認為，反舞弊猶如反腐敗，制度建設永遠比道德建設更重要。

　　制度建設當然重要，然而它“防君子不防小人”。“君子”才有規則意識和自我約束意識，才能認同并遵守制度；“小人”則會致力于鉆制度的漏洞，而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嚴密和完善到絕無一個漏洞的地步。

　　筆者有個朋友在北京一所大學教書，去年赴美國一所大學進修，發現美國大學的考試制度太“荒唐”。比如說，某系有兩個班，上午一班考試，下午二班考試，考題完全相同，但校方從不擔心二班學生去找一班學生打聽題目，或者一班學生主動給二班學生泄露題目。事實上，這兩個班的學生也的確不會干這等舞弊之事。

　　為什么？除了攝于“嚴刑峻法”，學生一旦有舞弊行為，將在信用檔案上留下永遠的污點。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學生對考試舞弊懷有強烈的恥辱感，覺得為了考個好分數而作弊，是奇恥大辱。這種恥感既來自制度的宣示作用、“嚴刑峻法”產生的威懾力，也來自長期道德建設從外界對個人內心形成的約束，甚至來自個人的信仰，使他們對“制度漏洞”視而不見。

　　不獨考試制度，在一些道德建設卓有成效的國家，人們普遍沒有“鉆漏洞”的意識，更以“鉆漏洞”為恥、為不屑，所以“鉆漏洞”的現象十分少見。

　　相比之下，今天我們治理考試舞弊，制度建設和嚴加懲處自然必不可少，但也要避免走入“制度萬能”的誤區，而同樣需要強化道德建設包括“恥感教育”，特別要改革傳統的道德灌輸模式，代之以新鮮的內容。

　　□李瑞(北京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