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過去已一個多月，震區在復蘇，生活在繼續，傷口一點點愈合，但至今仍有許多凋零的生命失落了姓名，不能回家。一個龐大的無名遇難者群體，在等待認領，那也許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許永遠得不到認領，甚至也許他們的親人也都在這場災難中遇難。人們試圖悼念災難中每一個死者，但有些死者或許將永遠無名。6月12日，震后一個月，記者去探訪他們，以此記下這樣一個群體——

　　距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已經整整一個月，6月12日這天的下午，她還沒有被親人領回家。

　　這位遇難者仍然“待”在成都市東郊殯儀館的照片墻上，等待家屬前來辨認。沒有人知道她的姓名，只有一個編號8-014。

　　人們為她留下最后3張照片：開始腐爛的臉部，變形的身體，以及一把套著紅繩的鑰匙和一只銀色手鐲。

　　在這家殯儀館大廳的一個角落里，兩面照片墻上，貼滿了與她類似的無名遇難者。按照規定，成都各受災區縣的無名遺體被運至殯儀館后，經相關程序發布公告，若24小時后仍無人認領，就火化處理，保留骨灰。之前，會經法醫鑒定，每具遺體都要拍3張照片，一張臉部，一張全身，一張遺物或有胎記、殘疾等個體特征的。所有照片被打印9套，分別在成都市9個殯儀館內張貼，供親屬辨認。

　　殯儀館的玻璃墻上還貼著一份“地震死亡人員名單”。31個人，其中4人的“姓名”一欄里填著編號，分別是2-150、2-128、2-124和2-152。另一個，“姓名”填的是“小女孩”。還有7人，“姓名”欄里寫著“無名”。這7人中，有3人的“接運地”一欄也填著“無”。

　　前段時間的媒體報道中，像這樣的照片墻前，“人頭攢動”，每天至少有數十人前來辨認。許多悲慟的故事，在照片前被傾訴。

　　但6月12日這天下午沒有人來。一直沒有人來。在這些遇難者的“遺像”前，我開始覺得手足無措。

　　殯儀館的業務大廳里只坐著兩群人。一問，是家里人去世，送到這里火化，“和地震沒有關系”。問工作人員，說是這幾天已經很少再有人來認領遺體。大廳入門處的指示牌上原來貼著“確認‘5·12’地震遇難者遺體的家屬由此去”，如今被翻轉了一面，只有從大廳里隔著玻璃墻往外才能看見。

　　這時工作人員叫了一個名字，讓親屬去領骨灰。一群人于是起身，大約有十幾個，往外走去，其中有人披麻戴孝。那一瞬，我突然意識到，這個人的死亡，是一件多么具體的事情。

　　他臨終前，或許有親人守在身邊，有悲傷的告別。他的遺言和最后的面容，應該有親人記得。至少，他的死亡被親人知曉。我們這個文明中對待死亡的一整套程序，能夠在他身前身后一一啟動——此刻殯儀館內的一幕，便是。

　　于是我試圖想象，照片墻上這些遇難者的死亡也能具體起來。然而仔細看一組組照片，你會立刻知道，這樣的奢望就像是把臉伸向這場災難，讓它狠狠地扇你一耳光。

　　大部分照片，臉部是變形的、模糊的、腐爛的、被毀掉的，甚至有些遇難者根本沒有臉部照片，本該3張一組，第一張卻就那么空著。

　　照片墻中央貼著一張“情況說明”，寫著：“‘5·12’地震災害發生后，政府有關部門對部分暫無人辨認的遇難者進行了檢驗，請家屬進行辨認。此次公布的無名氏只是一部分。注：本次提供辨認的圖片截至5月17日。”

　　對不起，幸存者們只能用“無名氏”來稱呼你們。

　　或者用法醫檢驗編號。比如18-010，沒有面容，也看不到全身遺體，3張一組的照片，前兩張都是空白，只有遺物的照片，羊毛褥子的一角，上面放著一串珍珠項鏈。那么，應該是“她”嗎？連這都不知道。

　　7-017，沒有臉部照片，沒有遺物照片，只有中間一張遺體照片，根本辨不清面容。只是這一次知道性別，照片上注明了“女”。

　　一股涼意從脊柱爬到后腦勺，然后頭皮發麻。我強迫自己一張一張地看，發誓要在這墻上找到哪怕是一樁有著具體身份的死亡。

　　23-2，遺物照片上是一張就餐記錄卡。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口吸氣，然后湊近去仔細地看。彭州磁峰中學住校生，有名字，有頭像。同學，祝福你的最后一餐。

　　19-001，老先生，請你安息。臉部照片，是完全被砸毀的頭部，幸好遺物照片上是一張完整的身份證，出生時間1948年12月20日,地址是都江堰市龍潭灣。

　　“幸存者”的說法，不是我的杜撰。在成都，多次聽到有人訴說自己的幸存者意識。成都教育學院的一位老師，地震后避難到了鄉下表姐家。電視一直開著，她逐漸了解到這場災難的慘烈，意識到自己是跟地震擦肩而過，于是心里涌起對那些遇難和遭災的人們某種復雜的感情：似乎有他們替自己“挨”了“頂”了這次災難的感激和負疚。

　　然而我們所有人不得不面對和承受這許多無名的死亡。此前有媒體報道，據四川省公安廳有關人士推測，地震造成的無名遺體數量已接近萬具，且呈增加態勢，最終數據要等統計全部結束才能知曉。

　　我面前這兩面墻上的照片，有三四百組。僅僅這些，已能把人壓得喘不上氣來。那么，近萬，是怎樣一個群體？該如何悼念他們，僅僅是生命凋零的一組群像嗎？

　　工作人員叫了另一個名字。另一群人起身。我沒有聽到哭聲，但那種壓抑的氛圍，連身上的皮膚都能感覺到。又一個具體的死亡被火化了。我知道，對這位逝者的悼念，同樣會是一件多么具體的事情。

　　業務大廳外面，穿過一片廣場，是悼念廳。目光從照片墻上稍稍移開一點兒，便能隔著玻璃墻看到。至親、家人和朋友，會在那里悼念逝者。這樣的哀傷，不會傳播得太廣，卻刻骨而真切。

　　災難過后，有兩種哀傷，也有兩種悼念。一種個體化的、具象的，一種群體化的、抽象的。3天的全國哀悼日里，地震遇難者得到全體國民的悼念。這是一件讓人動容的事情。然而所有無名遇難者，卻得不到來自親人的那種具體的悼念。他們的遺容遺體，無法被親人凝視。他們的骨灰，也很可能無從被親人認領。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文明經驗里，這甚至是并不亞于死亡本身的一種厄運。

　　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汶川縣水磨鎮那位名叫程林祥的父親，才一定要扒開廢墟找到兒子程磊的遺體，不顧路途遙遠艱險，要把遺體背回去，“讓他在家里最后過一夜”。(見本刊5月28日報道《回家》)

　　而照片上這些人，能回家嗎？所有那些無名的死亡，能安息嗎？至少，我們看到了讓人欣慰的努力：為遺體保留照片是第一步，目前正在根據提取的檢材進行DNA檢驗，接下來會建立身份識別的DNA數據庫，供后期尋親家屬比對。

　　因為技術上的難度和工作量過于巨大，實際上，我們已被告知，即便是最有希望的DNA比對，也不可能讓所有的無名遇難者找到歸屬，甚至，成功的比例也許都不會太高。

　　無法預知，那位8-014——請允許我只能這么稱呼她——何時會被親人領回家。也許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許永遠得不到認領，甚至也許她的親人都已在這場災難中遇難。

　　殯儀館總會有死亡的氣息。但在這個下午，在這個今年3月才啟用、號稱西南地區最大的殯儀館里，向我襲來的死亡，還疊加著失落了姓名找不到回家路的隱痛。（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