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博導、醫生、海外華人、律師、董事長、農民工、學生……他們都是志愿者。幾十萬人迅速集結到四川，形成了不容忽視的力量。

　　志愿者人數的大規模增加，是公民社會逐漸形成的標志之一。如果某些地方政府僅僅是簡單表示“不歡迎”，公民社會中“合作管理社會”的標準就難以達到

　　本刊記者/蔣明倬(發自成都)

　　從“5·12”地震到今天，四川災區究竟出現了多少志愿者，沒有人可以統計清楚。僅僅有登記的志愿者就已達20余萬；還有非常多的志愿者，沒有通過任何組織就直赴“前線”。

　　這是一次公民志愿服務意識在災難面前的空前高漲。而在災后，中國將面臨一個新的問題——中國的公民社會逐漸形成，公民志愿意識逐漸覺醒，政府部門和各種社會組織如何引導這股新的力量？

　　“我們都是志愿者”

　　“我最初看到他們也是很驚訝。以前，還以為志愿者都是大學生。”北京紅十字會副會長孫碩鵬帶領999救援隊，趕赴綿竹實施醫療救助，在途中“撿”到3個志愿者，其中一位女士是河北省邯鄲市的骨科醫生，另外兩個是從河南來的夫婦倆，也都是醫生。他們跑到災區出力，卻不知道找哪個部門，碰到孫碩鵬就跟著來了。

　　都是40多歲的人，根本不是人們想象的那種空有一腔熱血的年輕人，到了災區就是想能做點什么，“邯鄲那個女醫生，在單位請了假，也沒敢跟自己丈夫說，丈夫膽子小，怕他擔心，就偷偷地一個人來了。”孫碩鵬說。

　　孫碩鵬跟他們在一起呆了十幾天，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都是這樣子的，一起吃，一起睡，還可能住一個帳篷，但是彼此可能很久都不知道名字。我們都是志愿者。”郭昊東，奧運場館鳥巢的建設者，帶著自己的施工隊跑到成都來，“錢我也捐了，就還是想到四川來做點什么。”

　　在任何一個災區現場指揮部的前面，都會停著一些私家車，車主在車前貼一張紙，寫著“志愿者”，直接等在那里幫政府往災區運送物資。如果災民要從救助點返家取東西，他們也會免費載著去。

　　還有一些志愿者是看不見的。他們在指揮部留下電話，用人或者用車，隨傳隨到。

　　在任何一個組織的物資捐贈點、物資發放點、災民救濟中心、政府的救災指揮中心、紅十字會的辦公地點，甚至是去重災區的途中、救援的現場……災區的任何的一個地方，甚至那些需要徒步才能進入的地方，都會看到志愿者，大量的志愿者。

　　“人員構成也非常復雜，有海外華人、醫生、律師、公司的董事長、博士生導師、農民工、學生……”四川省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張波幾乎遇到了各種身份的人，他們從中國各個地方趕來，還包括國外的。

　　一些受災者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地震發生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遇到了家在汶川、被阻隔在成都的大四學生楊紅。當得知家人平安后，“我突然覺得找不到方向了，給所有認識的人打電話，想知道這時候大家都在做什么。”她說。就這樣，這個大四女孩成了志愿者，在紅十字會幫忙統計、搬運物資。而在一些被滑坡隔斷的山路上，有些村民也充當了這角色，用自己的農用車“擺渡”往來人群。

　　“這樣的災民很多，受災后，沒有了家，沒有了工作。”四川紅十字會的一位人士說，“那是一種平安后報恩的感覺。”

　　他們難以理解的“公民社會”

　　志愿服務最先起源于19世紀初西方宗教團體的慈善服務，逐漸變成一種精神上的美德而被保留。大約15年前，它舶來中國，而汶川大地震如同催化劑讓志愿者迅速成長——不僅數量上驟然增多，服務由原來的被組織性完全轉變為主動參與。雖然他們看起來好似一盤散沙，但幾十萬人迅速集結到四川，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某種程度上，志愿者人數的大規模增加，是公民社會逐漸形成的一大標志。

　　“公民社會”——也稱為市民社會，這一概念來自于西方啟蒙時代個人主義的理念。盡管很多理論和說法各有不同，但它基本上都強調了一個獨立于國家或舊的宗族的個人行動自治空間的存在。“公民與政府的良好的合作，政府與公民合作來管理這個社會。”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著名學者俞可平這樣評價公民社會的實質。

　　但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這個概念。“你說什么？”這是多數志愿者面對“公民社會”的第一反應。

　　“我只知道我的家人都還活著，我已經是很幸運了。”楊紅說，“大家都是受難者，互相扶持吧，也有同病相憐的感覺。”

　　“可能也只有國難當頭的時候，才能自發地匯聚這么多人的力量。平常，你哪兒見過中國人這么齊心去幫助別人？”來自貴州的退伍軍人志愿者曉陽認為。

　　另一位叫林立的志愿者表示：他聽說過“公民意識”，但并不在意——提煉概念是學者們的事情。

　　災區需要哪些人？

　　突然勃發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一方面積極推進了救災工作的展開，同時也讓社會管理者們稍感措手不及。

　　地震后，不僅大量的具有特殊技能的志愿者涌向災區，“那些熟悉地形的登山隊、洞穴救援者、醫護人員、救助人員對于救援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時一些沒經過任何準備、沒有特殊技能的人也涌入災區，既不知道找哪個部門聯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

　　什邡市委書記震后幾天就表示，我們不再歡迎志愿者的到來。

　　什邡是受災比較嚴重的地區之一，泥石流和塌方經常造成道路的中斷，在通往紅白等鄉鎮的道路就經常中斷，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救援的重型機器幾天以后才能運進去，救援壓力非常大。很多志愿者聽說了紅白災情嚴重，就驅車前往紅白運送物資。

　　大多數的志愿者都沒有歸屬于政府的任何一個部門或者任何社會組織，完全是個人行為。有的開著QQ車，拉著兩三箱水就往山上開了。

　　大量的志愿者都往山上去，使得本來就不暢的交通更為艱難，16日、17日，擁堵情況非常嚴重，在某些路段，可以堵上半個小時。

　　“最后只能通過設路卡，有通行證才能經過的方式來控制這種情況。”當地指揮部的人說。

　　另一些滿懷熱情的人受到了冷落。曉陽從貴陽開了近10個小時的車，才趕到災區。但所有人都在忙碌，沒人安排他的工作。這個退伍老兵抱著兩箱方便面站在什邡街頭很長時間后，把紙箱狠狠砸在地上。

　　即使是那些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志愿者，隨著國家救援力量的到位，也逐漸發現自己的駐留似乎沒有什么價值。

　　2007年從醫科大學畢業的姜曉磊，原以為自己的專業可以在災區派上用場，特意向單位請假，坐飛機趕到成都，又組織一撥具有醫學技能的人成立了小分隊，自費為他們提供住宿。沒幾天他就發現，當地似乎并不缺乏醫療人員。他們也進不了災區，只能原地待命。

　　5月21日，他做了一件他自己認為在災區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在下榻的酒店逐個敲開房門，告訴每一個志愿者：“災區已經不再需要我們，我們的存在只能浪費災區的資源，成為負擔。”

　　到底災區還需不需要志愿者？如果需要，又是什么樣的人?

　　“當然不能說不需要，目前我們還缺少心理援助人員，希望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志愿者來對災民進行心里救助。”四川省紅十字會救援培訓中心于建瑋主任說。

　　組織化前路漫長

　　有評論認為，因為志愿者存在問題就簡單粗暴地趕走他們，是對人的情感和關注社會的熱情的傷害。當公民志愿意識已被完全激發出來，如何把它對接到原有的救援體系中，成為考驗政府管理水平的難題。

　　志愿服務和志愿者行為，從本質而言是一種非政府行為。在中國公民社會尚有待成熟的條件下，政府開放社會組織，讓它們承擔對志愿者的培訓和引導。讓志愿者通過社會組織參與到抗災行動中，是汶川地震的啟示之一。

　　以往，對青年志愿者的發動都是靠團委，但這個機構并不能對他們進行有目的、專業性的培訓，也不可能進行日常化管理。一旦遭遇突發災害性事件，這些志愿者往往起不到實質性作用。而對于紅十字會——這種人員編制少、災害到來時需要大量志愿者的團體來說，平時更應該加大志愿者的培訓力度。

　　在災區，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是，越是第一時間能主動和各級政府、指揮中心或者紅十字會聯系的志愿者，越容易發揮自己的作用。

　　地震當晚，由于都江堰救援現場有大量傷員，成都市交委通過當地電臺，向社會呼吁到都江堰搶救傷員。

　　消息發布不到10分鐘，上千輛出租車趕往都江堰免費接傷員。13日凌晨的都江堰城區，大雨如注，一片黢黑。但在都江堰入口的公路上，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成都出租車。閃著應急燈的汽車匯流成河，映紅了都江堰因停電而漆黑一片的街區。(文中曉陽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