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置中國和世界于大悲痛、大震撼、大意外之中。與地震同樣令中國和世界震撼和意外的，還有中國人面對災難時的反應。團結一致、萬眾一心，這些似乎已成政治俗語的“大詞”，在抗震救災行動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詮釋和體現，以致竟很難找到別的詞語代替。

　　此次抗震救災，始終在兩條不同的“戰線”展開，一是由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指揮，以軍隊和各級政府為主體的政府序列；其二則是民間自發投入，以普通民眾、志愿者、各種民間組織為主體的民間序列。

　　政府序列前所未有的快速反應和驚人的整合、動員能力，讓人再次認識了它的巨大潛力和活力。民間序列呈現出的同樣快速的反應，和同樣驚人的整合、動員能力，則提醒中國和世界，經過30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民間社會的深層結構，已經發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

　　支持這一變化的最基本要素，是公民意識的覺醒，和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

　　地震伊始，幾乎與政府第一時間啟動救災行動同時，民間的募捐、獻血和志愿者行動，也已迅即啟動。一天之內，北京血庫全線“爆滿”，獻血車前依然排著長隊；大陸演藝界于地震次日發起募捐義演倡議，一改以往救災行動中的反應遲緩和落后于人；江蘇企業家陳光標于地震當日調集本公司數十臺大型機械，日夜兼程，次日便抵達災區，投入救災工作，其速度、效率幾乎與部隊同步；傳統的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等準民間社團之外，各種名目、不同規模的民間團體，迅速轉換為志愿者組織，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有組織地投入到救災行動。

　　公民意識的核心之一，便是每個公民的責任意識，對民族、對國家、對社會的責任承擔和公民義務。此次民間救災行動的自發、自覺，和與政府統一部署之間的有效互動，都有力地證明，這樣的責任意識已成為中國公眾普遍的自覺，中國公眾的公民意識正在覺醒。

　　尤其值得關注和欣慰的是，曾被視為極度缺乏責任感和承擔意識的“80后”乃至“90后”，成為志愿者隊伍中最活躍的生力軍；曾經被視為患有“道德恐懼癥”和“價值虛無癥”的白領青年，也似乎在一震之下于瞬間完成了其“價值重組”。

　　其實更真實的情況是，這些“后文革”時代出生、成長的青年，其價值觀、道德觀的形成過程，恰好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價值巨變與重建。他們的茫然，何嘗不是社會的茫然？他們的困惑，何嘗不是社會的困惑？他們的“道德恐懼癥”與“價值虛無癥”的背后，何嘗不是其世界觀歷經質疑、覺醒、確立的曲折過程？

　　地震給了他們向自己，也向社會集中呈現他們真實心路的機會。在祖國和人民需要的時候，他們盡到了應盡的公民義務；在生命價值的呼喚之下，他們向遭遇災難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們在萬眾一心的抗震救災行動中，以其讓中國和世界吃驚的優異表現，宣布新一代中國公民的成熟。

　　可以對上述結論予以佐證的是，作為公民意識的另外一個重要側面，積極行使公民權利，也是此次抗震救災行動的重要特征之一。伴隨數以百億計的社會捐款向民政、慈善等政府部門或準政府部門集中，民間對善款發放、使用過程的監督亦隨即展開。或則親自追蹤、監督慈善款物的走向，或則通過網絡、報刊等媒體呼吁，對慈善款物走向關心最切、監督最嚴的，恰恰也是熱情最高、投入最深的同一批青年的公民。責任意識與權利意識在他們身上同步覺醒，意味著他們注定將以一種與他們的前輩不同的態度和方式，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之路上，扮演重要而關鍵的角色。

　　對于“震出一個新中國”的判斷，可以有無數角度的闡述。其中一個可能的角度是，中國在此次抗震救災行動中的驚人表現，一方面再次展示出在綜合國力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傳統動員體系的巨大潛力。另一方面，則是新一代公民第一次在社會舞臺的中心，展示出他們的形象和力量。中國社會在這兩者合力作用下的未來前景，令人充滿期待和想象。(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