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掌大的遙感地圖上有一片狹長區域，王念法篤定地指著其中一點說，這就是北川中學僅存的那根旗桿。

　　站在這幅四川省北川縣航空遙感影像圖前，休整待命的王念法和葉國德似乎又回到了搜救現場。從5月16日至5月19日的4天里，王念法與他的隊友牽著搜救犬，在這片土地上“不知道轉了多少圈”。現在他們能精確地告訴你，哪兒曾是北川大酒店，哪兒曾是菜市場，還有他們在哪兒救出了61歲的老太太李明翠——當時她已在廢墟下埋了164個小時。

　　說話間，盧杰和司洪波也走了過來。從分工上看，葉國德統帥著一支由51人組成的工兵連，司洪波、盧杰、王念法分別是教授設備、理論和技術的教官。

　　“有一支140人的專業隊伍馬上就到。”5月12日汶川地震當晚22時，在都江堰市中醫院，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這樣安慰失蹤人員家屬。

　　被總理寄以厚望的“專業隊伍”指的就是這支以王念法等人為骨干的“國家地震災害緊急救援隊”。在國外，他們被稱作“中國國際救援隊”。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歐洲一些國家就成立了專業的地震救援隊。1991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提升聯合國在應對復雜緊急情況和自然災害方面的能力，并為此設立了緊急救助協調員(ERC)制度。司洪波介紹，從這個背景來說，中國成立國際救援隊比歐洲國家晚了20年。

　　進入21世紀，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需要組建一支專業隊伍參與到國際救援行動中去。2001年4月27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向這支由中國地震局、北京軍區某工兵團和武警總醫院聯合組建的救援隊授了旗。

　　7年后，這支隊伍成了第一支到達救災現場的專業救援隊。在都江堰，在綿竹漢旺鎮，在汶川映秀鎮，在北川，王念法和他的隊友們先后在48個點上，進行了216個小時的救援，最初幾天，不間斷作業時間超過120小時。隊旗所到之處，當地老百姓奔走相告，“國家隊來了”。

　　有人評論，在這場與時間爭奪生命的戰斗中，這支183人組成的隊伍代表了一個國家在科學搜救上的最高水平。

　　裝備是常規，人是關鍵

　　司洪波總是提到“科學施救”。身為中國地震搜救中心保障部副處長，他掌管著國家救援隊的搜救裝備。在救援現場，普通民眾往往會依據裝備的先進程度來判斷一支救援隊的水平。

　　國家救援隊的裝備無疑是國內最頂尖的，盡管它們平時就被存放在北京西郊的一間倉庫里，看上去并不起眼。

　　比如一塊盤子大小的氣墊，司洪波說，它能支撐起1噸的重物。原理并不復雜：氣墊是由防彈材料制成，沒充氣時癟癟的，只要有5厘米的縫隙就能把它塞進去。救援隊員用一個6.8升的氣瓶把壓縮空氣壓入氣墊內，氣壓產生的動力就能頂起樓板。因為壓強是不變的，所以受力面積越大，支撐力就越大，因此方桌大小的氣墊理論上可以撐起68噸的重物。

　　在搜救過程中經常被用到的還有三種生命探測儀。一是利用光反射原理制造的光學生命探測儀，俗稱“蛇眼”。這種儀器的主體非常柔韌，就像通下水道用的蛇皮管，能在瓦礫堆中自由扭動。儀器前面有細小的探頭，只要廢墟上有一個手指粗細的孔，即可深入探測，類似攝像頭的儀器將信息傳送回來，救援隊員利用觀察器就可以把瓦礫深處的情況看清楚，基本確定被埋壓人所處的位置和被困地形。隊員們稱之為“廢墟中的胃鏡”。

　　聲波生命探測儀尋找生命靠的是識別被困者發出的聲音。這種儀器配有6個振動傳感器。它能根據各個傳感器聽到聲音先后的微小差異來判斷幸存者的具體位置。即使幸存者已經不能說話，只要用手指輕輕敲擊，發出微小的聲響，也能夠被它聽到。理論上，只要心臟還有微弱的顫動，探測儀也能感覺出來，因此被稱為“廢墟中的聽診器”。

　　2007年剛引進的雷達生命偵測儀是國家救援隊最新購置的設備，它會連續發射電磁信號，對一定空間進行掃描，接收器不斷接收反射信號，并通過對不同時間段接收的信號進行比較等處理，判斷目標是否在動，就像是一臺“廢墟中的CT機”。

　　不過，在實際的搜救過程中，司洪波發現，這些設備各有利弊。比如平時訓練中，生命探測儀隔著5層樓板還能準確定位生還者的位置，但在搜救現場，電磁波經過多次反射后并不是100%準確。聲波探測儀在現場也缺乏安靜的作業環境。即便是被稱作“最好的搜救專家”的搜救犬也存在誤差。“對搜救犬來說，遇難者的氣味是訓練中未曾接觸過的，這影響了它的判斷。”司洪波認為，救災現場比訓練模擬出的環境要復雜得多。

　　他舉例說，在一棟樓里，有一位消防員稱用蛇眼看到了幸存者，5小時后打開樓板發現，里面只有一個沙發。在北川中學，日本救援隊隊員根據生命探測儀的顯示，在某處挖掘了9個小時，結果一無所獲。

　　司洪波認為，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種搜索裝備被實踐證明是生命探測的利器。一些德國救援隊的同行始終堅持，在搜索方面“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裝備配置只是常規的，關鍵還在于人。”司洪波說，這里面包括專業知識、經驗還有信念。

　　專業性體現在科學施救的步驟中

　　5月15日，40名國家救援隊隊員組成的搜救隊被空運到映秀鎮。因為直升機負重的嚴格限制，40名隊員總共只帶了4件裝備：一個可以剪切或擴張的設備、一把鑿子、一根撬棍、一柄錘子。

　　在映秀鎮的搜救過程中，隊員們發現了一名幸存者被柜子擠住，且缺乏作業空間，無法使用剪切設備。于是隊員們趴在地上，用從居民家中找到的菜刀和裁紙刀一層一層地削木頭。在另一棟樓里，十幾名志愿者早在一天前就發現了一名被壓在預制板下的幸存者，但他們無法徒手搬開數百斤重的預制板，也找不到能夠支撐的設備。教官盧杰趕到現場，很快想出辦法。他讓志愿者們用繩子把預制板兩邊繞起來，再穿過幾根鋼管，4個人合力把預制板扛了起來。“在訓練中，我們要求每個隊員都必須學會因地制宜。”盧杰說。

　　在此次搜救過程中，國家救援隊總是被派到災情最嚴重和搜救環境最復雜的地點。在此之前，這些地方大多經過幾輪搜救，不存在“搬開樓板就能獲救的幸存者”。一支搜救隊伍的專業性因此得到了最好的檢驗。在東汽中學，國家救援隊在幾支救援隊搜救之后，又救出11名學生。在新建小學，他們又救出了16名幸存者。

　　在盧杰看來，救援工作的專業性更多地體現在“科學施救”的步驟中。

　　首先是判斷適當的施救地點。因為汶川地震發生在下午，因此學校和醫院是國家救援隊確定的重點搜救區域。如果地震發生在晚上，重點將放在居民區；如果災難發生在周末，重點將放在商場等公共場所。

　　其次是組織分配人員，根據現場的情況確定是“同時作業”還是“主攻一個”，同時畫出草圖，劃分作業區域。

　　在發現幸存者后，通過探查現場，尋找最便捷和安全的救援通道是確保搜救成功的關鍵。但這個重要的步驟通常會被輕視。每當國家救援隊初到一個受災點，心急如焚的家屬往往會急得大喊，“來了不干活，都蹲在地上發什么呆呢？”實際上，觀察，意味著救援已經開始。盧杰認為，這比“到了就搬磚頭的救援方式更科學也更節省時間”。

　　比如在東汽中學，當有人正在考慮移走幸存者上方的大梁時，國家救援隊隊員已經鑿破了幸存者身下的水泥板，把人從下面的通道中救了出去。

　　在搜救過程中，安全始終是最重要的。這包括被救者的安全，也包括施救者的安全。中國國家救援隊同時是國際救援隊，奉行國際救援理念：在不傷害自己的情況下救援。“9·11”事件后，數百名消防隊員因為通訊失靈而葬身世貿雙塔的悲劇一直讓國際救援組織的成員們反思。

　　“道理很簡單，施救者自身安全才能救更多的人。”盧杰說。

　　國家救援隊的每個救援小隊中都配有專門的安全員，負責加固作業面并建立安全的撤離通道。

　　在一次6.1級余震中，4名隊員被埋壓在映秀鎮的一棟家屬樓里。十分鐘后，三名隊員把他們救出去，正是因為事先在通道里打了支撐，這些隊員只受了輕傷。

　　受新建小學4名小學生躲在桌子間毫發無傷的啟發，國家救援隊還在實踐中發明了一種“籠式救援法”。他們利用鋼筋和腳手架制作出一個三面封閉一面開口的籠屜狀救援器材，先利用廢墟空隙把籠屜放進去，施救人員再鉆進去，進行支撐頂升。在幾次危險的高空作業中，這種救援法保障了隊員的安全。

　　在施救的同時開始心理干預

　　醫療同樣是貫穿搜救過程始終的重要環節。“除了生理上，還有心理的疏導和干預。”盧杰說，大多數人都知道災后要對幸存者實施心理干預，實際上當被救援者被埋壓超過24小時，就必須當即開始心理安撫。

　　東汽中學高二學生薛梟被網友們稱為“堅強的可樂男孩”。就在人們要將他抬上救護車時，他突然向在場的救援人員說，“叔叔，我要喝可樂，冰凍的”。當時，這一幕被電視鏡頭記錄了下來，讓無數中國人在災難面前破涕為笑。

　　實際上，薛梟在被救援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創傷后應急反應。由于眼看著身邊的同學一個個被救出去，薛梟開始心慌：“叔叔，你們不會不救我了吧？”

　　“不會的，我們肯定救你出去。”

　　“那你們能不能搞快點把我弄出去？我要來不起了。”(我快不行了——編者著)救援過程中，這句話他翻來覆去問了好幾遍。

　　救援工作臨近第48個小時，他告訴國家救援隊隊員張健強，“我只能堅持20分鐘了”。

　　聽了這句話之后，張健強開始以平和的語調與薛梟對話，事后證明這是一次成功的心理干預。

　　“出來后你想干什么？”

　　“我想喝可樂，最好是冰的，太渴了。”

　　“好，你出來我給你買。”

　　“那你想要啥？我也給你買。”

　　“我給你買可樂，你出來后給我買根雪糕吧。”

　　“沒問題。”

　　18分鐘后，薛梟被成功地救了出來。

　　“心理干預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幸存者在被救出去的時候心情平靜。”盧杰說。他聽說在某個救援現場，有一位幸存者獲救后激動地站著走出來，后來還是死了。如果事先經過心理安撫，可能就沒事了。

　　在映秀的營救現場，盧杰曾營救過一位女教師。成功的心理干預得到了女教師的配合，她能夠一直保持平靜的情緒和隊員聊天，把自己的情況告訴隊員，方便他們判斷并選擇施救辦法。“我的腿被壓住了，我曾經嘗試想從那里掏出點東西來，但我一動，上面就有東西掉下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盧杰說，后來隊員們根據這一信息，改變了營救方案，避免出現坍塌造成的二次傷害，很快就將她救了出來。

　　也有些人看見救援人員非常激動，表示自己身體哪都沒事，“你們趕緊把我救出去吧！”救出來才發現，身體上已受到多處比較嚴重的傷害。這種急切的情緒并不利于幸存者盡快脫險。

　　在地震現場，隊員們當務之急就是趕緊救出每一個人，哪怕身處環境相對安全，但在廢墟里多待一會，危險性就多一分。

　　在聚源中學營救一個女孩子的過程中，隊員一直在和她“拉家常”，她說自己叫高瑩，12號那天發燒了，說自己堅持著到學校來上課……漸漸地，她的情緒趨向平穩。

　　由于現場余震不斷，隊員們在營救的同時做好了防備措施，在不遠處為自己搭建了一個暫時置身的支撐空間。一旦余震，臨時確保安全再進行工作。

　　突然，余震來了。隊員們有序地向支撐空間轉移。

　　這個情緒平靜的女孩突然大哭起來，一把抓住盧杰：“我怕，你別走。”女孩哭得特別厲害，現場也余震不斷。

　　盧杰安慰她說“我不會走”，并留在她旁邊。

　　事實上，這要冒很大風險，但在救援人員看來，保證幸存者的心理平靜是最重要的。

　　高瑩，就是在地震中有名的“微笑女孩”。

　　在廢墟下，國家救援隊共救出了49名幸存者，協助指導其他救援隊營救出12名幸存者，幫助定位36人。除去這些，他們還清理出了1080具遇難者遺體。相對于幸存者，他們每天面對更多的是逝去的生命。

　　救援隊員自身也需要安撫。由葉國德指揮的由51人組成的工兵連，2／3的隊員都是新兵。盡管大多數人經歷過強迫性訓練，包括孤身看守墳場，幫殯儀館運送尸體，但誰也沒有過直面死亡的經歷。

　　即便是參與過多次國際救援的司洪波，在現場碰到“那些軟綿綿的尸體”，視線就會自動屏蔽“不愿意看見的”，只看活著的人，只想著怎么把他們救出來。在救援印尼海嘯時，他曾拍了一些照片，但回來“從來不敢看”。這次去四川，他干脆不帶相機。

　　到達綿陽的時候，教官王念法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是被他救出的那個女孩馬曉鳳打來的，她對王念法說：“叔叔，謝謝你，我好想你。”

　　王念法覺得，這就是在災難中尋找到的希望。 (蔣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