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來越多的媒體記者想方設法趕往災區時，我卻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在6月2日《南國早報》上，一位“特派記者”刊文指出，他滿懷著幫助災區人民的愿望，來到地震災區。可他很快就發現，他想為災區幫忙，卻需要更多的人為他而忙碌。有的縣派警車為他們開道、引路，有的縣領導帶車隊到兩地接界處迎送，有的縣還要安排他們的吃住行……“但我為災區做了什么？給災民帶去了什么？我常常對此感到茫然。我不得不為我耽誤了災區領導和災民的時間、占用了縣里的救災資源而深感自責。”

　　這位“特派記者”帶著自責離開了，我很欣慰。災區的確不需要一名感到茫然、甚至不知道為何而來的記者，也更不需要一名總是為當地政府與災民增添麻煩的記者。當然，我更加欣慰的是，對于更多時刻關注著災區的人們而言，并不會因為少了這樣一位記者，而再也無法知曉災區正在發生的一切。除了這位“特派記者”以外，還有更多的媒體記者一直選擇堅守在災難的現場。當然，他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沒有茫然，沒有猶豫。

　　一個記者，“滿懷著幫助災區人民的愿望”與“想為災區幫忙”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記者的職業注定他是一名忠實的記錄者與傳達者。因此一個記者，只會因無法完成采訪任務而自責，因無法傳遞真相而羞愧。而一旦離開了職業精神，記者只能成為茫然無措的一群人。

　　逃離是逃離者的通行證。面對這個世界的繁復，記者作為一個深刻的瞭望者，要做到不茫然是多么不易，但又如何能夠以“茫然”來玷污一份職業應有的尊嚴？除了堅守，沒有什么能夠表達一種職業精神與尊嚴。在所有人都撤離之地，他們前行；當現場瞬息萬變，但他們記下了真相。除此之外，沒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責的。

　　□楊耕身(湖南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