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政績考核辦法“把官員的激勵搞對”勢在必行，其中降低經濟發展指標的權重、增加社會發展指標、開展群眾滿意度的評價等，更是政府“回歸本位”注重公共服務的必要激勵。“讓善于科學發展的人上、不會科學發展的人讓、阻礙科學發展的人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語)惟有如此，產業升級轉型的“雙轉移”戰略方能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才不會最終落空

　　歷經數月調研，先后十易其稿，廣東省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評價指標體系和干部政績考核辦法基本成型，正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詳見《羊城晚報》昨日頭版)

　　三十年前，舉國上下將工作重點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廣東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以破釜沉舟的氣概“殺出一條血路”，一躍而成為在全國領先發展的經濟大省。在這篳路藍縷的歷程中，各級地方官員“換腦筋”，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而沖上經濟建設前線，招商引資的“能人”和開路建廠的“干將”層出不窮，無疑為廣東經濟的快速成長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政治推力。與此同時，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干部考核與晉升激勵機制也逐步建立完善，這對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調動地方官員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也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從計劃向市場轉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主張是：“把價格搞對”———讓市場決定價格才是重中之重。可是，中國的實踐并未照此亦步亦趨，盡管直到現在還有部分資源產品的價格還未實現市場定價，卻依然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長。原因何在？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認為：“中國顯然把政府的激勵搞對了。對經濟學家而言，搞對政府的激勵應該是一件非常困難但卻又是極具創新的制度安排。”

　　北京大學周黎安教授等學者認為：“在中國經濟以奇跡般速度增長的過程中，地方官員對當地經濟發展所體現出的興趣和熱情在世界范圍內可能也是不多見的。”自上而下的高度分權、地方政府之間“為發展而競爭”的發展共識和激勵，促使地方政府改善基礎設施，政府的承諾也變得可信，如張軍所說：“中國的政府治理就這樣在維持政治(人事和組織)集中的前提下很好地解決了動力兼容機制、政府信譽、市場化和市場秩序的擴展。”

　　然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隨著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必然產生區域分工與整合的要求，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干部考核與晉升激勵機制的消極后果日見浮現。由于以地方GDP增長的績效為主要考核指標，同級官員的政治錦標賽(political tournaments)處于兩種競爭之中：既有為地區的經濟產出和稅收而競爭，同時又為各自的政治晉升而競爭。晉升博弈使地方官員既有發展本地區經濟的激勵，也有阻礙競爭對手所在地區發展的激勵，而“利己不利人”的激勵最充分。其結果是：一些地方官員不愿展開區域分工與合作，重復布點、重復建設屢禁不止，熱衷于“大而全”的地區發展戰略；甚至有些官員展開“惡性競爭”，包括進行各種人有我有的“產業大戰”、引進外資的“讓利競賽”等等。

　　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干部考核與晉升激勵機制，往往看經濟增長、GDP總量多，看民生改善、社會建設的成效少；注重專業技術人才多，注重社會工作人才少；看經濟發展、引進項目的成果多，看化解基層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的成效少，導致干部考核工作“失真失實”，并由此產生個別干部“帶病上崗”、“帶病提拔”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可歸咎于考核官員的“尺子”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標準”，造成政府與市場的“錯位”：政府該管的沒管好，卻有強烈的沖動和強大的手段插手市場運作。

　　由此可見，改革政績考核辦法“把官員的激勵搞對”勢在必行，其中降低經濟發展指標的權重、增加社會發展指標、開展群眾滿意度的評價等，更是政府“回歸本位”注重公共服務的必要激勵。“讓善于科學發展的人上、不會科學發展的人讓、阻礙科學發展的人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語)惟有如此，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戰略方能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才不會最終落空。(伊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