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四川汶川震災慈善捐贈

　　大災孕育大慈善

　　如果不能夠從災難中總結經驗，及時把救災的體驗化為增進慈善事業的制度保障，我們有理由擔心，那些有良心、有責任的企業公民和普通民眾是有可能被淡忘在宏大敘事的視角之外

　　王鋼懿

　　在為救助汶川大地震的捐贈報道中，我們看到不少來自企業和個人的巨額捐助，不論是單筆最高捐贈還是普通民眾自發捐款的規模，相信都創造了中國慈善事業的一個個新紀錄。

　　在如此空前的災難面前，企業和個人所激發出的空前熱情和善舉確實震撼人心；不過，在看到如此多的企業動輒捐出千萬、上億的巨款，如此多的并不富裕的家庭和個人把他們數年的積蓄傾囊捐獻，感動之余，我們似乎也有必要關心他們的生存狀況和發展前途。

　　對于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在國家有困難的關鍵時期做出重大的捐助行為，會不會對于其今后的經營造成困難，而國家今后對于這些企業是否應該給予相應的扶持？如何保障這些有良心、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越來越強，而不至于因為他們承擔了更大的社會責任反而變成參與競爭的包袱、甚至被殘酷的競爭對手所淘汰？

　　另一方面是對那些普普通通的家庭和個人而言，即使他們現在生活尚不至于發生任何困難，而一旦今后他們自己遇到任何困難時，我們作為一個在大災面前如此強大而團結的國家，能否保證那“好人一生平安”的美麗承諾在他們平凡的身上一一得到兌現？

　　在經歷如此龐大的社會捐款之后，如果沒有一個保障奉獻了愛心的公民得到休養生息的制度，是否可能削弱國家和社會對于其他社會問題的關心、扶助的能力？

　　除了地震、雪災等大規模的災難，其實發生在許多平凡個體身上的苦難同樣需要得到我們持續的關愛；沒有鎂光燈、沒有宣傳冊，我們又如何保證他們的故事不被忽視？

　　雖然我們不相信這些巨大的災難會被遺忘，可是，如果不能夠從災難中總結經驗，及時把救災的體驗化為增進慈善事業的制度保障，我們有理由擔心，那些有良心、有責任的企業公民和普通民眾是有可能被淡忘在宏大敘事的視角之外。

　　如果說不久前，熱議中國慈善立法還存在不少理論的爭議，放在今天災后重建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就有必要立刻從當前的救災實踐出發，從維護整個慈善事業發展的緊迫性出發，加速慈善制度建設的進程。

　　如今社會所籌集的善款、所動員的力量在很多方面都已遠超出預期。而隨著社會富裕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將來社會慈善事業逐步積累的資源可能超越政府在短時間內所能夠集中的力量也絕非空談。而在長期的重建工作中，政府所集中的資源如何有效地在基層得到科學的管理、公平的分配，更加少不了來自社會和民間的外部監督。

　　由此可見，從大災中鍛造出來的慈善制度，自始就應是一個以社會、民間為主導的社會法。而參與慈善事業的主體，就正是今天所看到的多元主體，而不在于其資金的多寡。

　　政府觀念也應隨之轉變，認識到慈善捐贈同國家稅收一樣，在社會資源的二次分配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較之以稅收的國家行為，慈善不僅僅有經濟支持的效用，更加凝聚了社會共同體的精神，可以極大緩解社會矛盾。倘若稅務機關能夠把他們用來推廣其他稅收制度的相同力度用來宣傳和推廣慈善免稅制度，甚至進一步簡化免稅申報環節、提高免稅額度，或者在推動年度納稅申報的同時開展免稅、退稅申報，也許今天的企業和個人捐贈還要高出目前的數字。

　　如此一來，那些停留在理論探討的問題，不都將迎刃而解？有了一套完整的慈善促進制度，我們不僅在大災的考驗之下還能做的更好，也同樣能夠兼顧發生在平凡個體身上的苦痛和困難。

　　今年是我國自然災害頻發的一年；但也正是在抗御災難的過程之中，催動著中國的慈善事業必須邁出關鍵一步。我們期待著，今年同樣能夠成為中國慈善制度正式建立的慈善元年。

　　搞好監督是最大的“慈善”

　　任何事情僅有道德、良知和愛心是遠遠不夠的，迷信高尚目標不如指望正當程序

　　白貴秀

　　“大災之后有大愛”。此次汶川震災，給當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舉國同悲之余，紛紛向災區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出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中華民族的同情心、道德感再一次得到詮釋。

　　人們不止一次被慈善者的舉動感動得流淚。一名靠行乞為生的殘疾少年用手“走”到募捐箱前，投入30元硬幣，一名衣衫襤褸的老人向募捐箱投去100元乞討來的活命錢……。這一切不禁讓人想到到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如何確保這些善款能真正用到災區人民的身上。這種擔心并非多余，此次救災帳篷非法流入成都的事件已經說明了問題的存在。同時，任何事情僅有道德、良知和愛心是遠遠不夠的，迷信高尚目標不如指望正當程序。如果僅僅從人性本善出發，則勿需任何法律制度，因為人人都是天使，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在一個法治的社會，必須從人性本身的弱點出發進行制度設計，建立一套完善的監督制約機制是慈善活動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危機隱藏著機遇，“多難興邦”也許是這個道理。此次地震災害顯示出許多法律缺陷，以此為契機必將推進法制的健全和進一步完善。在這其中，強化對慈善活動的管理與監督顯然是重要方面。

　　首先，強化監督的前提是與之有關的法律法規體系的建立。而就目前來看，我國尚沒有慈善事業的基本法律。慈善公益組織制度以及機構的活動領域和救助項目開發等方面都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當前涉及慈善方面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等三部法規，但這些規章缺乏協調，不配套甚至過時，難以對慈善事業整體和慈善事業所涉及的社會關系進行全面的規劃和調整，也難以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和保護。比如如何規制慈善活動，政府在慈善活動中的角色定位，善款的使用監督問題以及因善款使用違背捐款人目的的爭議問題，慈善活動的透明度與隱私權保護沖突中如何進行協調，都需要進行立法界定。因此，制定專門的慈善法律法規是較為迫切的，而且從長遠來看，也是更好的實現對慈善捐款監管的必要條件。

　　其次，在實現對慈善捐款進行監督的時候，要把握好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作用。政府作為公權力代表，是慈善組織的管理者，其在慈善活動中應當對慈善組織起到監督作用，既要監督募捐活動是否正當合法，又要監督善款的使用情況，以防善款被非法使用。政府不能自己充當募捐主體，即慈善活動要依靠社會力量，政府要依靠社會中公民的主體意識、責任感或公德心的奉獻，而不是依靠公權力的權威而募捐。此次震災使我們看到了民間力量的強大，許多個人或組織組成志愿者團隊，有募捐的、有獻血的、有出義工的。民間的力量就是社會的力量，這說明處在公民和國家二元結構之間的社會，已經發揮出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同時，強化社會監督并不能忽略政府的作用。從這次地震來看，學者們所呼吁的“培育”公民社會的現象已經展現出來了，“小政府，大社會”一直是眾多學者所追求的目標。但“小政府”不能簡單理解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無論日本還是英美等國，其政府并不是什么都交給社會去管理，政府作為公權力代表，在涉及公共利益方面一直沒有放棄監管，比如美國政府對慈善活動的監督主要體現在對慈善組織的界定以及對慈善活動的財務監督上，慈善機構每年向政府提交年報，如實反映財務活動的細節，政府抽查，一旦發現有造假行為，嚴懲不貸。中國雖然有自己的國情及文化傳統，但政府職能的轉變———從繁雜的行政事務中脫身出來，將諸如公益性事務等的社會性事務交由社會管理，政府加強監督，則不失為可采之舉。

　　盡快啟動以工代賑救助災民

　　以工代賑救助災民，以國家意志(專項賑災資金)加上市場手段為廣大災民“造血”，比單純向災民“輸血”更顯必要和迫切

　　魯寧

　　汶川大地震救災已進入第二階段，多項賑災舉措正在逐步落實之中。已推行的關鍵舉措有兩項：一是舉國之力生產帳篷和拼裝式簡易房；二是國家對災民予以3個月的救濟補貼，每人每天10塊錢加一斤成品糧。筆者以為，除上述兩項得當之舉外，另一關鍵性的賑災舉措當屬趕緊啟動成規模的以工代賑舉措，為有勞動能力的災民提供飯碗，既管當前亦管“中遠”甚至長遠。

　　以工代賑救助災民，以國家意志(專項賑災資金)加上市場手段為廣大災民“造血”，比單純向災民“輸血”更顯必要和迫切。這種做法古已有之，最早記載于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兩浙路大饑，道有餓殍，饑民流移滿路”，時任杭州知州的范仲淹采取三項救災政策，第一項就是大興公私土木之役，以工代賑修寺院、建官舍、蓋庫房……用今天的話講，指政府投資建設基礎設施工程，受賑濟者參加工程建設獲取勞務報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濟的一種扶持政策。

　　現階段，結合國家西部大開發及新農村建設，政府本來就已把以工代賑作為農村扶貧政策加以施行。具體講，就是國家安排資金投入農村小型基礎設施建設，由貧困農民以工代賑的方式投入勞作，以獲取勞務報酬，直接增加農民收入。為使此項扶貧政策實施過程少走樣，國務院還專門頒行有《國家以工代賑管理辦法》。

　　隨著各地救災帳篷與簡易房援建逐步到位，已經可以解決災民“安居”問題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安居”問題，就是解決災民的生活來源，至少保障每個受災家庭有一位成員能獲得一個哪怕是臨時性的飯碗。在震區推行以工代賑，其性質就是“以工賑災”：就是以國家賑災資金包括災后重建資金為支付基礎，以修復和重建震區城鄉基礎生產生活設施及市政基礎設施為內容，在復建與重建過程中，同步為災民提供就業崗位和現金收入來源。

　　眼下，國家震區重建首期撥款700億元，各地捐款逾300億元，合計千億元資金，即便打對折用于支付相關勞務費用，對廣大災民的就業與再就業來說，也可謂功莫大焉。而且，國家重建撥款若干年內每年都有，年度撥款數量會持續增加———今年下半年就有可能在700億元基礎上再追加撥款，所以，震區以工賑災方式至少可維持若干年。

　　鑒于國內勞務市場已初步形成，以工賑災還可擴大至勞務賑災。也即，非震區勞務市場主動向震區災民開放，震區政府主動組織災民到非震區務工，哪怕只是一年半載的臨時務工。如此異地勞務賑災與本地以工賑災相結合，若組織得法，無疑于向災民開啟了一個比吃救濟糧、領救濟款更為開闊的自救空間。這樣以來，以“自力更生為主”的救災目標，才可能落到實處。

　　異地勞務賑災，震區災民輸出地主要是東部沿海省份，然而，盡管四川省政府已緊急組建“震區勞動力轉移就業辦公室”，并四處向東部省市接洽求援，但東部省市應者寥寥。迄今除浙江溫州主動與四川聯系，愿為震區災民提供8000逾就業崗位外，其它省區均不為所動。筆者注意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下發通知，要求各地集中或調濟一批就業崗位，統一實施勞務賑災。然而，政策之所以難以落地，關鍵是配套政策不明晰，勞務輸入地政府和企業缺乏勞務賑災的積極性乃至顧慮重重。因為這畢竟不同于一次性的捐款捐物那般”簡約“，譬如，財政部允諾東部企業吸納災民就業可享受財稅優惠，然而，就以“稅收”為例，分為國稅和地稅，若減稅，減誰的稅？此種情況下，地方和企業怎么會有勞務賑災主動性。

　　以工代賑措施救濟災民———歷史傳統和工作基礎雙雙具備，而”攔路虎“很可能是中央與地方、部門之間的既有利益的重新劃分或部分割舍問題。指望這項舉措迅速推開，僅依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個通知是不夠的。

　　觀點鏈接

　　抗震救災期間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嚴懲，是為了保障災區的社會秩序，為災后重建創造良好的治安環境，這恰恰是司法實踐對依法治國方針的最好詮釋。

　　———《從重處罰是為了災區的最大公平》，載于《東方早報》，作者：喬新生

　　災區文化重建信息化建設尤為重要，物質的文化財產可能會被震毀，但數字化的文化財產卻會超越時間環境，獲得傳播與弘揚。這次四川大地震也給文化工作提了醒，各地在建設文化硬件之時，要將文化網絡建設放在重要位置之上。

　　———《災區復蘇不可忽略文化生態重建》，《新京報》社論

　　經此一難的考驗，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民間力量的重要，并且鼓勵各種民間組織的成長，使之在關鍵時刻能夠更有效地幫助政府對付緊急局面。

　　———《民間要有常備的救援隊》，載于《新聞晨報》，作者：薛涌

　　如有“巨災保險”分擔，政府壓力減小，自然不必采取這種直接干預的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這顯然更有利于市場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

　　———《“巨災保險”不宜再拖延》，載于《廣州日報》，作者：王文琦

　　整個救災中最揪心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救災工作轉入災民安置與災后重建階段。然而，關于這場災難的歷史敘事卻剛剛開始……怎樣講述有關汶川的地震故事那是創作者的自由……但是，至少應有面對災難的反思，避免落入某些傳統思維的陷阱。

　　———《拍震災電影要有對災難的反思》，載于《深圳商報》，作者：于德清

　　表達對災區人民的愛，不僅要有一個良好的動機，還應有一個合乎當下實際情況的方式，這樣，才更能使災區人民得到愛、鼓舞和力量。

　　———《先別急著去災區搞慰問活動》，載于《市場報》，作者：鹿永建

　　開發商模式推高房價給全社會帶來的教訓是深刻的。大地震是一場民族災難，我們應該萬眾一心，為災區重建家園，而這一過程中必須讓逐利者走開，這既是確保災后重建公益性的需要，也是確保建筑質量的需要。

　　———《災后重建不應由開發商主導》，載于《上海證券報》，作者：蔣永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