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云浮市人大代表梁廣鎮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立案偵查，但由于其同時擔任廣西百色市人大代表，百色市人大常委會不同意云浮檢察院對其采取強制措施，案件被迫擱置。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有關負責人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出咨詢，得到的答復是，“同時當選兩地代表雖然都是合法的，但是不妥。”(6月2日《檢察日報》)

　　那么，在我國目前的法制框架和社會環境下，如何看待這一“合法但不妥”的現象？

　　首先，同時當選兩地代表，“不妥”在哪里？我國《選舉法》第五章專門規定“選區劃分”；第五十一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任期內調離或者遷出本行政區域的，其代表資格自行終止，缺額另行補選。”這明確體現了代表與其所在行政區域之間的密切關系。

　　之所以強調區域性，是因為立法并不總是共襄盛舉的全家福，一個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也相互妥協的立法過程，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常態。這里面的博弈各方，既有行業，也有地域。人大代表遷出當地，已不能充分代言當地利益，也就失去了被當地選民信賴的理由；而身兼不同行政區域內的人大代表，也許會有能者多勞、造福各方之美，可一旦在兩地利益發生沖突，需要其為本地區利益發言時，又該如何處之？

　　正是在這一點上，梁廣鎮身兼廣東云浮市和廣西百色市兩地的人大代表，有所“不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兩地的級別是否相同，而是在于兩地分屬不同的行政區域，從而也代表著不同的利益。梁廣鎮可以在廣東省兼任不同級別的代表，是因為隸屬關系的存在，使其所代表的縣、市利益之間具有逐層的包容性。但是，廣東云浮和廣西百色之間沒有任何行政關系的隸屬，二者之間的利益不僅不交叉，而且存在著沖突的可能。看清了這一點，對作為企業家的梁廣鎮兼兩地人大代表，很容易便能得出“不妥”的結論。

　　但是，“不妥”并不意味著不合法。法理上的分析，并不能代替法律的明文規定。《憲法》第三十四條明文規定公民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涉及此等基本權利，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公民可以做的；凡是法律沒有授權的，都是國家機關不能做的。換言之，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只能由國家立法機關通過制定法律的形式進行。

　　《選舉法》并沒有限制公民不得在兩地當選人大代表，梁廣鎮身兼兩地代表，是在現有的選舉法框架下完成的，程序并無瑕疵，其人大代表身份在法律上真實有效。既然代表身份合法，廣東云浮檢察院當然不能對其采取強制措施。作為廣西百色市人大代表，在百色人大常委會不同意的情況下，不受任何逮捕或刑事審判。這一點，也是得到《代表法》第三十條的有力支持。這里不是檢察機關左右為難的問題，而是在明文的法律面前，司法人員更應該嚴格遵守。

　　一個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只要沒有違背法律，就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這是人類社會必須堅守的底線倫理。

　　無論人類理性進步到何種程度，法律的瑕疵和漏洞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現代的法治社會，比理性更重要的，是對法律的耐心和尊重。就本案而言，建議全國人大重視這一現象的“不妥”程度，盡快以修法或立法解釋的方式，明確規定公民不得兼任沒有隸屬關系的不同行政區域內的人大代表。但在法律更新之前，卻必須等待。

　　□車浩(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