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為孩子之死心碎，呼吁查豆腐渣工程元兇。

　　中央政府說要嚴查。

　　查到校長，校長說我們早把教學樓檢修建議上報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說，我們早把檢修報告上報市縣領導了。

　　查到市縣領導，領導說，我們也沒錢啊，某某文件上說蓋教學樓的費用就是×××元一平方米，教育經費就那么點兒，我們能怎么辦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給啊。

　　查到省領導，領導說，中央本來就規定教育經費是市縣級自理嘛。

　　查到建筑設計師，設計師說，本來本地教學樓抗震標準就是7級，它來個8級，我有什么辦法。

　　查到施工隊，施工隊說預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嗎？預算就那么點兒，我們能怎么辦。

　　查到驗收員，驗收員說甲方催著要貨，哪有那么多時間仔仔細細地查？

　　我寫這些，并不僅僅是嘲諷“官僚推諉”，而是我確實想不出來這事具體應該怪誰。校方、教育局、縣市領導、省領導、設計師、施工隊、驗收員……好像都有道義責任，但卻說不清誰應該負法律責任。歸根到底，長期輕視基礎教育投資，倒真是一大“罪過”。

　　以下幾種情況下法律責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減料”以提高利潤，那么施工方和驗收方應該付法律責任；2)設計方馬馬虎虎，沒有按照法定抗震標準設計，那么設計方和驗收方應該負法律責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貪污或者挪動校舍建設資金，或者接受賄賂將工程包給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關官員要負法律責任；4)在具有資金和能力的情況下，官員面對下級的“危房”報告采取“不作為”行為，那么他們也應該負法律責任。

　　不知道倒的樓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幾種情況。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學樓”問題暴露之后群情激憤，這種心情在災民，尤其是有孩子傷亡的家長當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對于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簡直像親眼見到“貪官”從“施工隊”手里收取賄賂似的言之鑿鑿，但我寧愿在以下事實清楚之前暫緩定論：校舍倒塌面積和當地其他大型建筑倒塌的比例比較；倒塌校舍的建校時間和當地抗震標準出臺時間的對比；當地抗震標準和倒塌建筑實際抗震標準；當地校舍建筑投資標準和實際投資數額。不是我不想站出來罵人，實際上罵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覺得對于媒體和關心公共領域的人而言，承認自己無知的勇氣，和罵人的勇氣一樣重要。

　　理性反思和罵街反思的區別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導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標準；是否要改變教學樓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變各級政府間的教育投資結構；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隊”的招標透明度和“驗房員”的資格審核標準；如何加大基礎教育資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盡快系統檢修地震帶現有的教學樓……而罵街反思的結論一般只有一個：殺一批貪官。

　　很多人遇事喜歡籠統地高呼“殺貪官”，我卻覺得這些個豆腐渣工程，反映出中國各行各業都缺乏職業道德。一個驗房員不盡職盡責地好好驗房，也要怪“貪官”嗎？您可以說“歸根結底來說還是要怪貪官……”，那好，全中國人都可以頂在這個邏輯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罵街為職業了。很多人還常常覺得“殺幾個貪官”就能解決問題，當年朱元璋殺那么多“貪官”，最后殺出一個無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著法治精神，我卻覺得任何懲戒都必須清晰到：什么證據表明，誰，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違反了哪條法律。

　　法治精神和“階級斗爭精神”的區別在于，只有個體的行為、而不是他所屬的某種“集體身份”(“地主富農”、“當官的”、“房地產商”、“經濟學家”、……)，可以成為評定其“罪行”的依據。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這個幾千年來在“暴政”和“暴民”之間循環夢魘的民族，只有法治。(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