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日，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法學界稱這是中國立法史上第一部專門保障公民知情權的法規。
    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付諸實施后，人們面對已經到來的“信息公開時代”，無論是政府還是公民，無論是實踐層面還是立法層面，是否已真正做好了應有的準備？我們的社會管理將如何完成向“公開是常態，不公開是例外”的觀念轉變？
    ——編輯手記

　　任何一位普通公民，如果想到政府機關了解與其切身利益相關的一些重要信息，哪怕是以往認為的“內部機密”，只要沒有逾越法定限制，政府機關都必須提供，否則他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政府公開其需要獲得的信息。

　　昔日，有諸多的公民在這方面進行過并不成功的嘗試，如今這一行為已成為政府的法定義務。這一深刻的變遷，正是緣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7.8級強烈地震。十幾分鐘后，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就地震發生的地區、震級和國家搶救措施迅速通過媒體發布各種信息。數天來，災區情況和各方營救進展不斷在各媒體滾動播出，這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后我國首次遇到的特大災害，其信息公開程度和速度使賑災有序、民眾安定。

　　公開透明的進程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從1998年作為立法研究課題立項，到2008年5月正式實施，走過了十年歷程。

　　十年的立法過程，同步伴隨著政府管理社會模式的變革，從一個側面見證了中國社會信息公開的民主進程。

　　2002年11月，廣州市率先出臺了推動政府信息公開的政府規章———《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此后，上海、深圳、杭州、重慶等地政府以及一些中央部委紛紛推出了相關的法規、規章。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發布前夕的統計，全國已有31個省區市和36個國務院部門制定了政務公開規定，其中11個省(市)制定了政府信息公開的地方性法規。

　　2006年1月1日，已試運行三個月的中央政府門戶網站正式開通。當日，中國政府網在全球網站中的排名猛升至第二位。目前，全國80%縣級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門都建立了門戶網站。通過網絡這一特殊通道，公民走進了原來相對封閉的政府信息庫，實踐著知情、參與、監督等公民權利。

　　在國務院部委改革前，74個國務院部門和單位以及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都建立了新聞發布和發言人制度，公安部、衛生部、教育部等與公眾利益極為密切的部門，還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定時定點發布制度。新聞發言人這一制度平臺使政府信息開始成為開放的公共產品，一些政府對傳媒、公眾的態度也由回避轉向溝通。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主要起草人之一周漢華回憶說，“更深刻的變遷在于政府對信息公開的觀念轉變。1998年，政府信息公開還是個很敏感的詞語，當時成立的課題組只能叫政府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管理課題組。但時至今天，信息公開已成為各級政府關注民生的流行語。”

　　政府信息由封閉式向開放式的轉折，突出體現在公共危機、突發事件的應對措施。近年，每當禽流感疫情、藥品中毒、食品安全等危機發生，有關政府都會通過新聞發言人、政府網站等各種渠道不間斷地公布事實真相和事態進展，并向公眾提供安全防范等信息。當一些地區發生自然災害，管理部門通過手機短信、廣播電視等多種手段對市民廣為告知，以避免影響市民正常生活。“恐慌始于流言，流言止于公開”，這種坦誠的信息公開，讓公眾面對危機更加理性和沉著。

　　信息公開，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政府的執政能力和社會管理形態，政府在透明化生存的同時，也日漸成熟、自信起來。

　　毫無疑問，近年來各級政府在信息公開方面作出了各種努力，收到了應有的管理效果。但與此同時，一些地區或領域無視公民渴望得到更多政府信息需求的事件也時有發生。

　　政府責任和公民權利

　　2006年5月，解放日報記者馬騁提起一起特別訴訟。他曾多次到上海市規劃局采訪，要求了解一些與其報道內容和民生相關的規劃信息，但規劃部門卻屢屢拒絕。為此，馬聘將規劃局訴至法庭要求其公開相關信息，各界將此案稱之為“政府信息公開訴訟第一案”。

　　2007年1月，鄭州市規劃局也因拒絕公開相關信息引發了訴訟。該規劃局批準當地一家公司在市區道路上設置了3000多個咪表停車位，造成公眾出行不便，并引發部分市民對此舉“規劃違法”的質疑。市民任國勝多次到規劃局查詢相關規劃許可文件，均被以“檔案不對個人”為由拒絕，任國勝最終走上法庭，主張要求政府信息公開的權利。

　　2007年1月，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高家偉向當時的交通部發出公開信，要求交通部公開每年的養路費征收和使用情況。這一行為使公眾意見頗多的養路費有了新的思考點，并觸及了“政府信息公開”的深層。

　　前幾年，廣東人大代表要求政府要將政府花費以“玻璃錢柜”、“透明預算”的方式公開的呼聲，同樣涉及政府信息公開的范疇，究其本質乃是主張納稅人的知情權。

　　今年上海兩會期間，許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開始追問上海私車車牌拍賣收入的去向。此前，上海私車車牌拍賣已實施多年，北京消費者購買機動車，一副車牌100多元，而上海同樣情況消費者卻要花上數萬元，人們將其稱為“世界上最貴的鐵皮”。

　　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行政機關公開政府信息前，應當按照《保守國家秘密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對擬公開的政府信息進行審查，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的政府信息。

　　保守國家秘密當然是維護國家利益之必需，政府信息的“公開”和“保密”的確存在某種內在的沖突，事實上這也是條例立法過程中最大的爭議焦點。一些人疑慮，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是否會以保密為由，將理應公開的政府信息以“秘密”為由，“合法”地壓縮公民知情權？

　　上海、鄭州兩地公民狀告當地規劃局的兩起訟訴，規劃局給出的理由就是“規劃信息屬于秘密”。

　　某市公民曾在一年內向當地規劃局提出了700多件信息公開申請，結果四分之三以“秘密”為由予以否決。

　　時下各地房價節節攀升，已演變成影響民生的社會問題。近年來不斷有公民或公益組織要求公開房地產成本，但一些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卻往往以“秘密”為由不予公開。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環保領域，在不少污染嚴重的地區，受害民眾、環保組織要求公開污染信息的呼聲十分強烈，但一些部門機關往往以“秘密”為由予以阻攔。

　　根據條例的規定，“除了涉及國家秘密外，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政府官員財產情況是否屬于不能公開的個人隱私？盡管社會普遍認為，掌握公權的官員理應公開財產，接受監督。但“個人隱私”之說卻在一些地區大有市場，呼吁多年的官員財產申報法等“陽光法案”遲遲“難產”，許多官員本應接受監督的方面卻是信息公開的“盲區”。

　　有學者認為：如果我們的一些部門仍然以“強調保密”的舊理念而不是“盡量公開”的新思維貫徹《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政府信息公開就難免撞上重重“壁壘”，一些官員也會借此找到拒絕信息公開的所謂“法律依據”。

　　盡管中央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起便推行政務公開等改革措施，但由于信息公開立法長期缺席，并不能從根本上撬動“不公開是常態、公開是例外”的舊體制和傳統觀念。

　　與上述情形相比，在一些地區知情權的公民意識還處于萌芽狀態。諸如氣象預報、高考成績等等，原本都是有關部門應當無償公開的信息，卻往往通過聲訊臺等渠道收費獲取，有多少人意識到這是不當利用政府信息資源的斂財行為，又有多少人會認真計較這類“小事”。

　　上述這一切，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實施將成為過去，因為法律已將信息公開由政府的單方“公布”變成了公民權利。

　　公開是常態，不公開是例外

　　周漢華指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于2007年4月5日正式公布后，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震撼是空前的。根據條例的規定，除了國家機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則上都應向社會公開。各級行政機關必須按法定的重點范圍主動公開政府信息，公民、法人也可以根據自身需要申請獲取政府信息。如果政府部門不依法履行信息公開的義務，可以通過舉報、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途徑予以監督和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條例不僅適用于行政機關，也適用于地震局、氣象局、銀監會、保監會等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教育、醫療、水電氣供應、公共交通等公共企事業單位也須參照該條例執行。

　　周漢華認為，條例最大的特點就是把信息公開變成了政府的法定義務，而不再是一種恩賜。許多政府官員初讀《條例》后認為，“這將是改變以前工作思路和方法的一場革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誕生，使得“政府信息公開”跨越了政府辦事制度改革的層面，上升為政府責任和公民權利，它顯示了打造“陽光政府”、“透明政府”的勇氣。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5月1日起實施，5月4日是《條例》實施后的第一個工作日，北京市民朱福祥等人便依據條例，詢問北京市海淀區土地征遷方面的信息。朱福祥介紹說，工作人員受理了這一申請并給予了朱福祥等人一份回執，表示在15個工作日內給予答復。據朱福祥介紹，他準備了7個申請，都是圍繞土地開發利用問題，“這些申請我們陸續要向國土資源部、北京市建委、海淀區政府提出，我們要運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調查土地拆遷問題。”

　　無獨有偶，當天另一位北京市民陳育華也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申請，要求提供養犬管理費用的詳細支出情況。根據《北京市養犬管理辦法》，每只犬需繳納2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管理費。北京大約有70萬只狗，每年養犬管理費達2.1億元。

　　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表示，《條例》必須公開的信息包括“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規定比較彈性，在條例實施初期，公民申請公開政府信息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現在政府官員最需要的是轉變觀念，以適應建設法治政府和責任政府的需要。

　　法律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僅僅是第一步，緊隨其后的是參與權和監督權。有了政府信息公開，公民參與公共決策、監督政府行為才有制度基礎和現實可能。在較早推行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廣州、上海等地，每逢政府出臺事關市民利益的公共決策，從世博會選址、磁懸浮鐵路路線規劃這樣的“大事”，再到小區里要不要增加一個超市之類的“小事”，市民們都會通過網絡、熱線、信件等各種渠道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

　　可以預期的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后，在開啟一個“信息公開時代”的同時，我們的社會管理機關也不斷向民主型、開放型、服務型政府轉型。我們的社會管理模式和觀念也將向“公開是常態，不公開是例外”發生變革。(阿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