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五月十八日電 題：記者群像：為自己的職業愛并痛著

　　中新社記者 應妮

　　五月十二日下午四點，孫宇挺直奔首都機場。此時距汶川大地震僅過去九十分鐘。

　　作為中新社總社第一名深入災區的記者，此刻他和同事們再度踏上雅安、小金、馬爾康直至理縣的一線。此前，孫已在本次地震的重災區北川待了四天，親眼目睹了被稱為“人間慘劇”的北川中學現場。

　　孫曾在廢墟口與被困學生對話，為一些傷員送水送食物，和援救人員一起清理碎石。他聽到，一聲聲的“媽媽”穿透廢墟直達地面。他看到，躺在眼前的逝者，一個，又一個；一排，又一排。他坦言，“心里很愧疚”。

　　巨大的無力感，是很多奔赴震區一線記者的同感。面對生命逝去的死者的無奈，面對痛失親人的生者的無言，語言在此刻顯得蒼白，默默擦去淚水，記者們只有執起筆、端起相機、拿起話筒，才能痛泄自己的激情。

　　新華社派出近百名余位記者，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派出三十七位記者，中新社有四十多位同仁活躍在前方，中央電視臺、四川衛視迅速開通二十四小時直播至今……

　　所以，在過去的七天七夜里，我們看到溫總理在鏡頭前的疲憊，看到軍人們不畏犧牲的沖勁，看到一心救災的援助人員和志愿者，看到無私的教師舍己救學生，看到偉大的母親用自己的生命換回孩子的安然……

　　也正是通過一位一線記者的QQ即時消息，我們知道了五月十三日在都江堰“年過花甲的總理已經哭得不成樣子了”；新華社徐壯志作為首位進入震中映秀鎮的記者，十四日傳來最直觀的照片以及文字敘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現場消息則通過收音機、網絡音頻、文字同期直播，政府在災區各地空投收音機數萬部，為封閉的災區打開了一扇“天窗”。

　　天涯社區一篇帖文情深意切：“同事全家老人孩子在地震中失散，希望找媒體呼吁社會救援。這就是災難面前，我們對媒體的依賴。”

　　災難當前，媒體的及時信息為國人帶來安心，謠言在透明的信息發布前“止于智者”。

　　我們看到很多，卻唯獨沒有看到記者。

　　但是，在微弱燭光下奮筆疾書的、跟隨部隊急行軍趕赴震中的、分發食物衣物的、安慰被困者和生還者的、幫助幸存者尋找家屬的，都有中國記者的身影。他們跋山涉水、穿越重重障礙，來到震區現場；他們此時不僅是記者，更擔負了社會義工的角色。

　　一位川籍老記者的八旬父母在此次大地震中奇跡般逃生且毫發無傷，這位身負采訪任務的記者除了在電話中噓寒問暖外，含淚忍痛道：“兒忠孝不能兩全……”此刻，他選擇尊重自己的職業。

　　“親愛的瀾瀾，請原諒我這次到災區采訪時的不辭而別。離開重慶快三天了，我很想寶貝朵朵。我走的時候，她還在生病。我相信，沒有爸爸在身邊的日子，朵朵會變得更加堅強……”重慶晚報攝影記者冉文，在理縣經歷余震后，給老婆和孩子留下了一封這樣的遺書。“但愿老婆和孩子能夠理解曾是軍人的我”，他說。

　　而跟隨國新辦赴災區采訪的首批境外媒體，十六日在去往四川綿竹縣的路上，尚有諸多問題向發言人發問，當他們輾轉抵達綿竹縣東方汽輪機有限公司、綿竹縣漢旺鎮等重災區，眼前的滿目瘡痍，不時有身著橙色制服的救援人員抬著裹在黑袋子里的尸體從身畔經過，他們集體沉默了下來。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痛恨自己的職業。我寧肯沒有這個報道機會，哪怕終此一生跟他們從不相逢”，一位記者在自己的博客上甚至這樣寫道。

　　事實上，任何災難面前，記者和普通人一樣。災民在受傷后，可以獲得救助，而救助人員本身則需要連續不斷暴露在慘烈的場面中，“大量現場記者心理都會受到很大影響， 他們看到了更多的慘烈狀況，加上身體疲憊，精神受到創傷很大”，中科院心理所所長張侃直言。他告誡年輕的記者們，“四川之行決不僅僅是采訪，必須做好承受巨大心理打擊的思想準備”。

　　《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吳紅纓在她的手記中寫道：“記者在災區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有，那就是盡可能銘記一些生命，以及災難中不滅的人性，傳遞希望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