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世紀70年代的唐山大地震相比，此次我國政府第一時間歡迎外國救援隊前來協助，不但體現了抗震救災是超越國界的國際合作，更表現了以人為本的巨大外交容量。

　　5月12日，汶川地震。我們雖然遠離災區，但是每一個人都忍不住想離災區再近一些，做一點更有意義的事情。我們已經失去了2.2萬多名同胞，我們可能還將經歷失去更多同胞的痛苦。救災，一天一天過去，這種痛苦的煎熬讓人坐立不安。

　　許多場景讓我們相視，流淚，無語。北京街頭獻血車周圍自發排著長隊，志愿者第一時間奔向災區……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大規模自然災害面前，或許我們還沒有意識到，一種曾在我們的期待中淡出了很久的民族認同，或者說國家認同，正在2008年的幾場考驗中逐漸顯現在中國人身上。

　　民族認同是地域性的，也是情感性的，擁有共同歷史、血緣、居住地、儀式、文化符號和想象特征的人們之所以在國際政治上被稱為一個民族國家，就是因為他們有認同感。我們常常擔心商業化、全球化會使得中國人追求各自的價值和利益，日益缺少基本民族認同。但這次，中國人沒有令彼此失望。

　　汶川地震，雖然發生在四川，但是全國范圍內踴躍捐款，很多家庭自發收養孤兒。“自發”二字，就是對民族認同的最好體現。而這種民族認同使得海內外華人在第一時間慷慨解囊，臺灣、香港同胞派出救援隊趕赴災區。不僅僅因為我們的歷史、語言、文字是共同的，更因為我們作為一個完整民族統一體在歷史的每一個危急關頭，從來就沒有分開過。

　　“救災外交”迅速出現在政府日程中，這已成為中國作為大國的自信體現。與20世紀70年代的唐山大地震相比，此次我國政府第一時間歡迎外國救援隊前來協助，不但體現了抗震救災是超越國界的國際合作，更表現了以人為本的巨大外交容量。這種人道的共識，是現代國家的立國基礎，也是超越政治語境的共同語言。

　　任何可能增加國家和民族認同的行為，實際上都對抗震救災有積極意義。其實許多人在災后已經提出，要在地震的“頭七”降半旗向死難者致哀，宣布國家哀悼日等國家行為，來表達整個國家對于死難同胞的哀悼之情。這不但是國際社會不少國家的通行做法，也是民眾發自內心的愿望。

　　自然災害是全世界性的，但是抗震救災首先是國家性的。在災難面前，民族認同使得一個國家能夠空前地團結在一起。我們不能小看這種看似虛無的民族認同。“9·11”后，美國空前團結；金融危機之時，東南亞國民自發捐助，均是民族認同。全球化使得人力資源、生產工具、資本均可自由流動，但是人心不會隨意流動，這是一個民族國家在全球化體系中受到尊重的根。

　　撼山易，撼川難，撼中華民族更難。民族國家仍然是今天的國際政治主體，這種主體的自我認同越強烈，他們的凝聚力也就越強，其所可能獲取的國際尊重也就越大。中國要大寫，不能靠一家人寫，而要用民族認同來寫。汶川地震可以奪去同胞的生命，卻奪不走我們這個千年民族的強烈認同。這恐怕就是“多難興邦”的真正含義吧。(周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