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12日電 香港《文匯報》發表邱震海撰寫的題為《為何應慎言“以日為師”？》的評論文章說，在新的歷史環境下，中日需要從更大框架和更為前瞻性的思維來處理雙邊關系，從這個意義上淡化歷史問題有積極意義；但這不等于中國可以忽視日本在崛起期曾經走過的在精神層面的彎路。在今天中國崛起的關鍵時刻，倡導“以日為師”從更宏觀的意義上看，顯然有其偏頗之處。

　　文章摘錄如下：

　　中國的現代化和崛起，不應只是重復過去崛起大國的軌跡和邏輯，也不應僅站在本國與本民族的高度，而必須是從歷史和人類共同的高度出發；只有這樣，崛起的中國才能為人類帶來更多的精神價值和財富，也才能更多地為世界所接受。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日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發表演講，除了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經驗，提出中國對發展中日關系的幾點戰略思路外，尤其對日本在亞洲現代化的貢獻以及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幫助做出了肯定。以“肯定日本”來描述胡錦濤主席的這段講話，恐怕并不過分。

　　過去十年中日關系跌入低谷時，中日雙方在面臨心理調適的大背景下，分別對于對方有一些情緒化的反應，以至于一葉障目，影響了對于對方國家的客觀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錦濤此次訪日，中日第四份共同文件沒有在歷史問題上重復過去的提法，并充分肯定日本過去六十年對亞洲和世界的貢獻，以及對日本對中國改革開放所起的作用表示感謝，對于中日關系未來的發展具有建設性的意義。

　　隨著胡錦濤日本之行展開和中日關系的改善，一些人士最近提出“以日為師”的說法，認為中國經過三十年改革，終于站在了經濟大國的門檻山頭，但改革也進入艱巨的攻殲階段，亟待啟動“后改革”課題；無論是發展的議題、路徑，還是推進的“路線圖”，日本的經驗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就這一定義而言，“以日為師”的說法顯然局限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經驗和模式等技術層面上。就這一層面而言，所謂“以日為師”在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的歷史上，始終都是一個課題，也是一個值得倡導的目標。眾所周知，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曾同時站在對外開放的起跑點上；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最終給中日兩國帶來兩個完全不同的局面，其間的經驗和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后，日本經驗和模式也成為中國的參照樣板之一。雖然中國改革開放的參照樣板是全方位的，但由于中日兩國的文化相近性，日本模式自然更為中國所注意。

　　從這個意義上說，重新提出“以日為師”的口號是有意義的。雖然這些口號的實施并不以所謂的大規模行政主導為前提，也不以日本模式為唯一的參照系數，但虛心學習日本現代化成功的經驗，尤其是學習日本現代化過程中在制度層面上的成功經驗(這正是過去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缺陷之一)，對于中國未來的現代化道路將有非常正面的意義。

　　從中日兩國交往的更大的歷史框架上看，十九世紀中葉前，中國對日本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十九世紀末葉開始，中國現代化道路上始終有日本的影子；最近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及未來的持續發展，日本若能對中國的發展繼續起到正面作用，對于調節中日關系想必也將具有積極意義。

　　但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已經進入崛起期，中日關系已經不單純像過去三十年那樣，簡單地只是中國學習日本(雖然日本在制度層面上的許多經驗，依然值得中國繼續學習)，而是雙方已開始進入一個定位和心理的重新調適過程，這個時期所謂的“以日為師”必將顧及到這一層因素；二、就更廣泛的意義而言，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曾經犯過錯誤，其負面影響一直延伸至今，這對于今日中國的“以日為師”顯然也具有警示意義。

　　筆者之前曾有評論，日本的“明治維新”雖然在學習西方的技術和制度方面取得成功，但只是完成了物質現代化的過程；其間，日本國民的精神世界在崛起期嚴重荒蕪，以致最后出現經濟發展和國民精神世界不成熟之間的落差，并導致二十世紀上半葉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戰后六十年，日本重建了民主機制，但對于其崛起期歷史和國民精神世界的整理卻始終沒有徹底完成，以致今天日本國民及其教育體系中的歷史觀依然存在巨大模糊。

　　在新的歷史環境下，中日需要從更大框架和更為前瞻性的思維來處理雙邊關系，從這個意義上淡化歷史問題有積極意義；但這不等于中國可以忽視日本在崛起期曾經走過的在精神層面的彎路。在今天中國崛起的關鍵時刻，倡導“以日為師”從更宏觀的意義上看，顯然有其偏頗之處。

　　對今天的中國而言，雖然物質現代化進程尚未徹底完成，在制度層面上還有許多向日本學習的空間，而且精神現代化還遠遠沒有展開，但就“以日為師”的角度而言，其實正好可以借鑒日本在現代化崛起期的教訓，并與今天的日本一起，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共同審視中日兩國彼此的現代化道路、情緒和未來的方向，并借此促進中國自身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