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領袖不是培養出來的，而是從公民社會的土壤中自然生成的，也是好的制度激勵機制養成的。北大是否可以試行校園內的公民社會？如此，北大的“德先生”傳統也就找到了一個落腳之地。

　　北大在五四青年節期間舉辦“公益論壇”，這顯然是有象征意義的舉動。北大校長助理張維迎說，北大的學生和老師在公益事業上應該多做一點事情，也應該培養公益性領袖人物。

　　站在歷史潮頭、領風氣之先的大學，同樣應該是公益事業的圣地，對此人們不會有異議。關鍵問題在于，培養公益領袖、從事公益事業成本極高，包括北大在內的機構是否愿意付出高昂的代價呢？如張維迎所說，公益事業的業績很難衡量，沒有明確的利益刺激，籌錢活動難以展開。另一個問題是目前欠缺公民社會的土壤。

　　在事關市場的制度性建設與法律援助等方面，北大還沒有像其學術地位一樣，領風氣之先。這取決于北大內部是否有寬松的學術氛圍，對各種學術、學生團體持鼓勵的態度，這樣各種團體就會依據自己承受成本的能力，依據自己對公益的理解，在各個不同的方向上展開公益事業。并且，即便北大不出現公益領袖，其他社會組織也將涌現出源源不斷的公益領袖，因為包括民間公益組織在內的公民組織，就是培養公益領袖的溫室。

　　類似北大這樣的學術資源集聚地具有先天優勢。利用學術資源從制度層面上，維護市場的公平與公正原則，盡量減少市場與法律兩層皮的現象；或者將學術資源以低價甚至零收費的方式推廣到落后地區，提升公民素質，這些都是好辦法。因此，如果北大真想為公益事業盡一份力，那就需要將阻礙公益事業發展的羈絆，從源頭上一一剪斷。

　　在這方面，包括北大在內的機構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以目前公益事業所遭遇的難題而言，主要有兩個，一是公益事業減免稅收的規定不盡合理。相關部門對公益捐款有稅收優惠，但零敲碎打，不成氣候。

　　美國法律規定，如果一個企業向社會捐出善款的數額超過應繳稅收的10%，就應該減免10%的稅款。而我國在這方面的規定卻只有3%，而且就是這3%，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還很難得到落實。按照《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對非營利組織的投資經營性收入征收25%的企業所得稅，同時還規定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收入應當免稅，并且當基金會將其收入的一定比率(12%)用于公益捐贈時可申請稅前扣除。但直到目前為止，對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符合的是什么條件，則遲遲未予認定，導致在實踐操作中出現脫節。

　　第二個難題是公民組織的空間有待增進。公民社會是慈善事業的支柱，公民之間“自由人的聯合”，使得一盤散沙式的社會凝結成為堅強而有行動能力的組織化社會。而目前，企業只有向得到國家批準的少數基金會捐款才能得到減免稅的優惠。因此，北大是否可以試行校園內的公民社會？如此，北大的“德先生”傳統也就找到了一個落腳之地。

　　北大要培養公益領袖，雄心可嘉，但公益領袖不是培養出來的，而是從公民社會的土壤中自然生成的，也是好的制度激勵機制養成的。對此，需要有清醒的認識。

　　□葉檀(上海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