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成果之一是請傅瑩大使給他們撰文投稿。《火炬?zhèn)鬟f之后的思考》，就是傅瑩在與電訊媒體集團高層對話之后，在《星期日電訊報》上發(fā)表的。

　　文章發(fā)表當晚，在網(wǎng)上引發(fā)英國公眾的熱烈辯論，兩天上傳的跟帖評論達650多條。用一位網(wǎng)評的話說，這是“伊拉克戰(zhàn)爭之后罕見的熱烈爭論”。

　　這些評論或詢問不乏符合事實的真知灼見，但不少確實顯示了英國人對包括西藏問題在內的中國歷史和現(xiàn)狀的信息匱乏。

　　“作為外交官，我一直試圖與駐在國的民眾溝通，但通過英國媒體最近對中國的不切實際的報道，我發(fā)現(xiàn)我們過去在與政府的溝通方面做的努力比較大，通過媒體和其他渠道加強與民眾的溝通應該也是我們工作的重要部分。”

　　“當然，與習慣于獵奇的西方媒體打交道除了勇氣之外，更需要智慧和耐心，少不了繁復、艱苦的工作，為此，我和我的同事要做更多、更艱苦的工作。”

　　沒有人計算過傅瑩這一個多月來的工作量，但她嘶啞的嗓音，讓包括英國朋友在內的聽眾都為之感動。過度疲勞的她似乎沒有力氣再提高音量。但無數(shù)英國人、中國人對她講演的熱烈反應似乎再度證明了“有理不在聲高”的老話。

　　從大草原到世界舞臺

　　傅瑩1953年出生于內蒙古呼和浩特市。1969年到生產建設兵團勞動三年，這三年她一邊往返于兵團各個點，給戰(zhàn)友們放映電影，一邊堅持自學了高中課程。

　　回憶起當年，傅瑩說：“這是一段很艱苦的經(jīng)歷，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當時十五六歲的年輕人，苦在一起也樂在一起。在生產建設兵團的經(jīng)歷中，我印象最深的體驗就是身體的極限、饑餓、寒冷、體力透支、政治上的壓力、精神上的磨練，等等，這確實是我人生最寶貴的財富。上山下鄉(xiāng)鍛煉了我能夠吃苦、堅毅。”

　　1973年傅瑩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學習。1977年畢業(yè)后進入了外交部。從1978年起，傅瑩先后在中國駐羅馬尼亞使館和外交部翻譯室、亞洲司工作，歷任職員、隨員。1985～1986年被派往英國肯特大學學習。

　　1986年回國后，擔任外交部翻譯室三等秘書，后被提拔為英文處副處長。其間，傅瑩曾為鄧小平、楊尚昆、江澤民、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擔任翻譯，多次陪同代表團出訪、參加聯(lián)合國會議、參加雙邊或多邊談判等重要外交活動。

　　1998年11月，傅瑩被江澤民主席任命為中國駐菲律賓第八任大使。她成為中國第一位少數(shù)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國最年輕的女大使。

　　2000年4月，傅瑩出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此后四年，她經(jīng)歷了東帝汶危機、阿富汗戰(zhàn)爭、中國與東盟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等事件，并參與處理朝鮮半島核問題、推動六方會談。

　　中、朝、美三方第一次在北京舉行談判時，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傅瑩作為中方代表團團長與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副局長李根、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率領的代表團進行了會談。她的外交才干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參加完第二輪六方會談不久，2004年3月，傅瑩出任中國第十任駐澳大利亞大使。雖然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派駐女大使，且在其后的20余年，先后有37位女性擔任過駐亞非歐美等國家的大使，但中國女大使最初大多集中在亞非一些中小國家或北歐諸國，傅瑩出使澳大利亞，無疑是一個不小的突破。

　　去年4月，傅瑩從澳大利亞轉到倫敦，接替卸任的查培新大使。

　　進入外交部后，傅瑩就很少有機會回內蒙古，但不管走到哪里，她依舊忘不了內蒙古，忘不了奶茶的香甜。

　　傅瑩說，她很喜歡聽內蒙古的長調。“蒙古歌曲的CD是我送禮的專項，有的外國友人聽了之后，還專門給我發(fā)來E-mail，講述聽后的感受。”(記者馬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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