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著這起比四年前毒奶粉還要慘的悲劇，我想問一句，主管教育衛生的副市長杜長平和她的同事們，這四年改正幾何，加強多少？

　　看到阜陽19名兒童感染腸道病毒死亡的報道，我立馬想起四年前該市主管教育衛生的副市長杜長平女士一席話，“我不想去引咎辭職，我還想繼續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環節和缺點是為了改正，是為了加強。”在阜陽市政府網上，杜女士還赫然在副市長之列中。對著這起比四年前毒奶粉還要慘的悲劇，我想問一句，杜長平和她的同事們，這四年改正幾何，加強多少？

　　2004年4月底被報道的那起毒奶粉事件，引起多名兒童殞命，當地有關部門言之鑿鑿地站出來要吸取教訓。可僅僅四年，同一個地方發生劇情幾乎重復的悲劇，而且當地政府部門在事情發生之初的“捂蓋子”手法依舊，讓“專家”在該市媒體上辟謠。但謠言一次次被證明是事實時，當地政府公信力受到極大損害，這類“辟謠”手法只能使事態更為嚴重罷了。

　　聯想到阜陽中院窩案發生后，行賄者依然端坐官位，再聯想到“西豐事件”后，縣委書記張志國在上峰要求其辭職后依然占據那把交椅至今，不得不佩服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員，其心理承受力，鋼鐵不足喻其強，其彰顯官威的臉皮，城墻不足喻其厚。

　　面對阜陽這樣的惡性事件，再用什么政治倫理、道德品質來評價當事官員，已顯幼稚。這些官員之所以在輿論風暴中巋然不動，是因為輿論和民意，還無法從根本上決定其官職的去留。這些官員的選任、提拔和獎懲，往往由某幾個人甚至某一個人說了算，這種程序還不夠透明，也缺乏剛性，很難保證公平公正。于是，一些惡性事件發生后，有關官員的處理，彈性很大，和上司對輿論的態度有關系，也和當事官員在官場內的人脈及危機公關水平有關系。因此當事官員如何承擔責任便有了偶然性，在有些事件中，官員辭職或免職了，比如那位開車撞死人的當陽市女市長，有些更惡劣的事件中，當事者還坐著官位。這沒有一定之規，完全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因地而異。似乎只有上級重視，輿論才有力量。

　　在明清時期，如果發生這種惡性事件，面對洶洶物議，當事官員早就辭職了，絕無繼續干下去的勇氣。明末一些高級別官員在言官指責其德才不堪為官時，沒有證實之前都先辭職以示清白。王朝時期官員并不是民選，而是朝廷任命，為什么他們的抗壓能力反不如今呢？一是多數由科考出身的官員，無論個人品德多么差勁，但必定受到文官集團共同職業倫理制約，這些倫理有虛偽一面，但在公開層面無人敢挑戰；二是他們對天道或者來世尚心存敬畏，比如今天北京大興胡同明清兩代是縣衙所在地，至今墻壁上尚留一副對聯：“陽世間傷天害理皆由己；陰司里古往今來放過誰。”以此來訓誡過往的官吏。如果某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員無所畏懼，對所謂的職業倫理道德都不足懼，那么制度的設計更為重要。

　　如果官員的選拔、監督和獎懲，沒有一種符合現代文明規范的制度來調整，仍然由少數人或某個人控制失職濫權官員的處理程序，官員抗輿論壓力的能力將會越來越強，更多的官員會形成對輿論的耐藥性。

　　□十年砍柴(北京 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