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系統內部的監督構架，必然不能解決權力系統自身的腐敗問題。這種權架既要面臨永無止境的“誰來監督紀委”、“誰來監督審計”之類的問題，又無法保證紀委、審計等部門能夠擔起真正的監督大任。前一個問題，類似于尋找監督的上帝，而這個上帝在權力系統內永不存在；后一個問題，則是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在普通意義上具有“戰友情”，容易結成官官相護的網絡，而非真正的監督關系。

　　曾錦春——湖南彬州市原紀委書記，已在長沙受審。

　　這個最簡單的表述，十分浪費新聞。最起碼，我應該加上“中國紀委書記第一貪”這個稱號，現加上“受賄金額超過陳良宇10倍”，還加上靠“雙規”斂財，才能夠寫出他的基本特點。

　　然而，這樣其實仍然不能標示出我看到曾錦春受審報道時的震驚程度。在起訴書中，曾錦春涉嫌受賄金額3152.25萬元，另有960.75萬元財產來歷不明。而不在起訴書中的是，他還有約4000萬元為紅包禮金、投資收益。

　　總計8000萬元涉案金額，這就是曾錦春在一個地級市紀委書記任上創下的戰績。

　　人們大概已經漸漸習慣了貪官故事，離奇感、憤怒感大大降低。但即使如此，曾錦春的故事仍然十分具有震動效果。這是曾錦春案件的不凡之處。

　　今年早些時候，彬州市在雪災中經受了極大的苦難。但更早的時候，彬州市經歷過的苦難，也許并不比雪災的苦難小。市委書記、市紀委書記、市委宣傳部長、副市長等人都因腐敗而入獄，這些人不是窩案，而是系列案。系列案的意思是，他們并非一伙，而是各有一窩，獨立作案，彬州人同時被幾窩人虎掠狼奪。例如，市委書記壟斷郴州各區縣的城建項目，紀委書記獨攬全市礦權審批。人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官場的“黑色割據”之下。

　　在這樣的割據之下，公安局長也會因為引起了礦主不滿而被幾度“雙規”，誰還會得到基本的安全保證？舉報曾錦春的材料，三度引至省紀委的調查，結論是“一個基本合格的紀委書記”。如果不是被撕咬的公安局長還能夠寄希望于政法系統的介入，曾錦春差不多就會安全降落，而對于一個普通人，又怎能指望這種紀檢系統與政法系統的PK？

　　紀委書記曾錦春手中握有“雙規”權，而“在實際操作中，雙規對象沒有界線”，按照規定，紀委有權“責令有違反行政紀律嫌疑的人員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對調查事項涉及的問題作出解釋和說明”，這并不局限于黨員。這就是說，曾錦春的“雙規”可能落到任何人的頭上，只要他愿意。于是，一個設計中的“反腐利器”，變成了一條腐敗的大道，“雙規”反腐只是想象中的效果而已。

　　有人注意到，紀委的工作受同級黨委的監督，但在彬州，市委書記李大倫自身不干凈，導致了曾錦春實際上不受監督。這一種解釋，可能會把“雙規”變成腐敗通途的問題個別化。就算李大倫沒有腐敗，難道他就一定可以使曾錦春受到監督嗎？他們是同僚，是戰友，一般來說，監督不是他們工作的常態。

　　或者有人會說，如果有上下級監督，曾錦春就可能不至于犯下幾千萬的腐敗大案。那么，省紀委對市紀委有沒有上下級關系，三次調查的結果又怎樣呢？

　　權力系統內部的監督構架，必然不能解決權力系統自身的腐敗問題。這種權架既要面臨永無止境的“誰來監督紀委”、“誰來監督審計”之類的問題，又無法保證紀委、審計等部門能夠擔起真正的監督大任。前一個問題，類似于尋找監督的上帝，而這個上帝在權力系統內永不存在；后一個問題，則是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在普通意義上具有“戰友情”，容易結成官官相護的網絡，而非真正的監督關系。

　　曾錦春案件雖然情節具有震動效應，所揭示的道理卻仍然簡單，清潔權力，不只需要權力之間的制約關系，而且需要開辟公開的社會性監督渠道。公民的位置，不應當是充當權力的受害者、沉冤得雪后放鞭炮慶祝的苦難人。公民應當可以通過各種社會性渠道，隨時去公開表達對權力的懷疑，公開揭露權力腐敗的蛛絲螞跡。沒有公民權利的高揚，可能會有權力的分肥，但永遠不能保證有權力制約。權力制約不只是權力機構之間的牽制，它的前提是公民權利處在至高的位置。(劉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