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侶貴族專政的政教合一制度是扼殺人權的政治制度

　　建立在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經濟基礎之上，并為其服務的舊西藏封建農奴制上層建筑的核心是政教合一的制度。體現這一制度的舊西藏噶廈地方政府，是上層僧侶和貴族聯合壓迫、剝削廣大農奴的專政工具。舊西藏噶廈地方政府及其所屬機構，個基恰(相當于現在的“地區”建制)和宗(相當于現在的“縣”)供職的官員，都是由上層僧侶和貴族聯合組成的，達賴喇嘛便是總代表。列寧指出：“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舊西藏的上層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就是集這兩種職能于一身的統治工具，宗教與政權在這里得到緊密的結合。三大領主既用藏軍、法庭、監獄等專政工具來壓迫廣大農奴，又通過教權來壓迫廣大農奴。舊西藏的寺廟不僅成為三大領主使農奴就范的統治工具，而且本身直接壓迫和剝削著農奴，使農奴受到雙重的壓迫。口口聲聲宣揚“普渡眾生”、“慈悲為懷”的寺廟和上層僧侶，在這里一方面在觀念上禁錮廣大農奴的思想，使農奴安于現狀，忍受壓迫和剝削。另一方面，憑借政教合一獲得政治上、經濟上的種種特權，赤裸裸的壓迫、奴役廣大農奴、不遺余力地吸食農奴的血汗乃至生命。從甘丹寺赤降拉讓的暴行就可以看出一斑，從108名苦主的控訴和從1200名群眾調查的材料看，就有541人被打，其中165人被打傷致殘，121人坐過監獄，89人被流放過，538人被逼當奴隸，1025人被逼逃亡在外，265戶的親人被活活打死或用其它手段殘害致死，有72人被拆散婚姻，有484名婦女被強奸或輪奸。從19個莊園的不完全調查看，在幾年間，支烏拉差役路上風傷、病、累、殘或事故而死47人，被打死7人，逃離出去無法生活因病困而死的19人，只不起烏拉差役而逃跑的294人。散發著血腥氣的這些數字就是寺廟上層僧侶以“佛”的名義，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對“苦難眾生的超渡。”

　　政、教相結合，體現統治階級意志，通過數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是政教合一制度的“鎮山之寶”，是三大領主維護其利益和森嚴的社會等級，更有效地壓迫廣大農奴，隨心所欲地踐踏廣大農奴人權的重要工具。“法典”第七條把人嚴格地劃分為三等九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統貴賤、職位高低而定”。上等人是為數極少的大貴族、大活佛和高級官員；中等人是一般僧俗官員、下級軍官，以及三大領主所豢養的爪牙；下等人是占西藏總人口95%被壓迫被剝削的農奴和奴隸。人與人之間這種法律上的明確不平等等級，實質上就是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森嚴等級的制度化。在制度化的森嚴等級壁壘之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不僅在經濟、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更加強化，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上，甚至在說話時的一個名詞一個動詞上都要分出雙方地位的貴賤尊卑，從而置廣大農奴和奴隸于非人的境地，永遠在壓迫和奴役之下活命。在這里界限是如此的清楚和不可逾越，95%的農奴和奴隸是沒有任何人權的人。

　　西藏檔案館內至今保存著一份《不準收留鐵匠后裔的報告》：1953年，堆龍德慶縣一個鐵匠的后裔在十四世達賴身邊做事。當達賴發現他是鐵匠的后代后立即將其趕走，并命令凡是出身金、銀、鐵匠，屠夫等家庭的人均被視為下等下級人，不能在政府里做事，不能和其他家庭通婚。在“法典”明確規定之下的森嚴等級制度中，金、銀、鐵匠，屠夫等同乞丐視為最低賤的人。西藏婦女也被“法典”列為這一等級的人之中，尤其是處于社會底層的貧苦婦女更是如此。“法典”關于殺人賠償命價律中規定：“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大活佛，其命價為與尸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為草繩一根。在關于處置犯罪人家屬的條文中稱：“絕嗣之家，其妻室有父歸父，無父歸其兄弟近親”。或者“無父”，則將其女人與另一半牲畜、庫物給其兄弟近親中之一人。某人“若從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則以女兒償之，無女則給妹，無女、無妹則給銀200兩”。可見，在森嚴等級制度下西藏婦女地位的低下，可以與牲畜并列，作為財產的一部分定其歸屬，可以當作禮品贈予他人。婦女同屠夫、獵戶、匠人等，在森嚴等級制度下受著整個社會的歧視與奴役，實際上是排斥在正常社會生活之外的“非人”，人權的概念與他們沒有任何聯系。

　　三大領主的利益在“法典”中毫無例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農奴如果“觸犯”了三大領主的利益，法典規定：“按其情節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墜懸巖，拋入水中，或殺戳之，懲戒將來，以免效尤”，而廣大農奴和奴隸的權利“法典”則沒有絲毫保障，遭到迫害的農奴和奴隸甚至連喊一聲“冤枉”都是非法的。法典規定：“向王宮喊冤，不合體統，應逮捕械擊之，不受主人約束拘捕之；偵探主人要事者拘捕之；百姓碰撞官長者拘捕之”。還規定：凡仆人反抗主人，而使主人受傷較重的，要砍掉仆人手和腳，如主人打傷仆人，延醫治療即可，如打傷活佛，則犯了重罪，要挖眼、剁腳、斷手或處以各種各樣的死刑。正是這些駭人聽聞的規定，使三大領主隨心所欲地對農奴和奴隸實行各種殘暴。

　　“法典”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綱領性規定，遠遠不能說明三大領主對農奴和奴隸的殘暴。寺廟可以根據法典制定詳細的“寺規”，貴族可以根據法典在自己的莊園制定詳細的“家法”，寺廟和貴族可以自備刑具，私設公堂，刑罰農奴和奴隸，甚至可以將農奴和奴隸處死。三大領主要踐踏農奴和奴隸，想制定什么就制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已故十世班禪大師1988年4月接受《民族團結》記者采訪時曾深有感觸地說：“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處在政教合一、僧侶和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社會。其黑暗、殘酷的程度，恐怕比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候，僧俗領主都有監獄或私牢。當時刑罰非常野蠻殘酷。像剜目、割鼻、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廟之一甘丹寺就有許多手銬、腳鐐、棍棒和用來剜目、抽筋等殘酷的刑具”。不僅如此，只要三大領主需要，哪怕是達賴自己的祝壽需要就會踐踏農奴和奴隸。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著的五十年代初致熱不典頭目的信件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信件寫道：“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次佛事，需于當日拋食，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多種血，人皮一整張，望立即送來”。這種對人身血淋淋的戕害，竟然被一些人認為是“人權”， 是“美妙的制度”，其仇視人民的反動本質昭然若揭。

　　鄧小平同志指出：“什么是人權?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全國人民的人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5頁)。近年來達賴集團四處奔走，呼吁恢復西藏的“人權”，高談所謂的“西藏人權”問題。直面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歷史，不難看出達賴集團要恢復的是誰的人權，打著“人權”的旗號的實質就是要把西藏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恢復他們失去的昔日特權。對于廣大農奴和奴隸來說，政教合一的制度是扼殺自己人權的野蠻制度，是殘酷壓迫自己的黑暗制度。

　　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廣大農奴必須承擔無限度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忍受難以忍受的痛苦，這使一部分農奴，為了尋求出路和寄托，不得不到寺廟，加入僧侶隊伍，然而在寺廟里他們的地位并沒有也不可能有絲毫的改變，所不同的是變成了穿著袈裟的農奴，從事著寺廟里的各種勞役。被迫加之舊西藏噶廈地方政府的強迫，如明文規定“家有三男，必有一人去支僧差”，導致西藏社會僧尼成群的畸形社會現象，民主改革前，西藏約120萬人口中就有僧尼12萬人，占整個人口的10%。由于僧尼除宗教活動之外，根據宗教戒律的規定，既不從事生產活動，又不進行人口自身的生產，使奄奄一息的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經濟不堪重負，人口銳減，生產力退化。

　　不僅如此，三大領主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統治，強行采取文化專制主義，凡與三大領主的利益或觀念相違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等，均被視為異端邪說，加以排斥。文化專制主義使三大領主的經濟利益，政治統治得到強化，從而使奄奄一息的上層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延續至二十世紀。然而它嚴重扼殺科學技術，使西藏社會在民主改革前仍然處在沿用吐蕃時期的手工工具從事生產勞動，生產效率低下的停滯狀態；它嚴重扼殺理性精神，使西藏社會在民主改革前盛行愚昧與迷信；它扼殺文化的生命力，使文化事業陷入萎靡、凋零的境地。總之，文化專制主義拒絕西藏社會的任何進步，是奴役廣大農奴和奴隸的精神枷鎖。摧毀這一枷鎖是西藏廣大人民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

　　事實證明，僧侶貴族專政的政教合一制度是扼殺西藏廣大人民群眾人權的野蠻制度，是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反動力量，埋葬這一反動、殘酷、黑暗的社會制度是西藏廣大人民群眾的必然選擇。

　　綜上所述，西藏封建農奴制度對于達賴集團而言，是“美妙”、“快樂”之天堂，所以要極力呼吁恢復之。然而對百萬農奴而言，封建農奴制度是他們經濟上遭剝削，政治上遭壓迫，精神上遭奴役之反動、黑暗、殘酷、落后的人間地獄。正因如此，當歷史之車輪進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百萬農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不可阻擋的勇猛之勢，徹底埋葬了比歐洲之中世紀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度，選擇了自己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開辟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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