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6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4月16日發表文章說，西藏和漢民族已經相處多個世紀。西藏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和漢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已經密不可分。無論是達賴還是其它西藏人對此應當是有認識的。作為西方反華的一種工具，“藏獨”只會損害西藏民族的利益。要真正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既要“去西方化”，又要“去激進化”。但這正是達賴的困境，因為達賴很多年來是想要通過“西方化”和“激進化”迫使中央政府的妥協。

　　文章摘錄如下：

　　海內外“藏獨”力量以及西方各種反華力量結合在一起，利用北京奧運會的機會，利用“人權”話語，向中國發起持續的挑戰。這些力量的行為越來越激進化，各種形式的暴力伴隨著本來應當象征和平的奧運會火炬傳遞。無疑，不僅中國的國際形象，而且奧運精神，都受到非常負面的影響。可是，最終受害最深的當是作為一個民族的西藏利益和多數西藏人的利益。

　　無論是達賴本人還是被中國方面稱為“達賴集團”的西藏流亡“政府”表面上在為西藏爭取利益，一些政治人物也的確可以獲取不小的個人利益，但實際上這些做法在大大損害西藏作為一個民族的利益。使用暴力，不管是想要挾中國，還是挑戰中國，都會使得問題復雜化。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和以往歷次西藏事件那樣，這次“藏獨”力量的公開挑戰也具有深刻的國際背景，也就是說，“藏獨”運動并非僅僅由海外西藏人或者達賴集團獨立所驅使和發動。西藏問題早已成為一些西方國家制約中國的一個有效手段。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一直是這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和戰略企圖。

　　“西藏獨立”的話語與其說是“西藏獨立”力量的使然，倒不如說是西方反華力量的“力作”。沒有西方長期支持海外“藏獨”力量，“藏獨”運動也不致于激進化到今天的程度。用西藏制約中國的企圖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越來越顯然。人們不難看到，很多非西藏人參與到“藏獨”運動。對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力量來說，重要的已經不再是“藏獨”運動是否能夠真正實現其最終的目的，而是這個運動能否長期持續下去，能否對中國構成足夠的制約。從這個角度來看，西藏問題已經不僅僅是達賴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問題，而是中國和西方反華力量之間的關系了。

　　“藏獨”運動，不管其用什么話語來論證其合理性，就其本質來說，變成了西方反華力量的一種工具。也正因為這樣，西藏作為一個民族的利益往往消失在這一過程之中。

　　“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政治力量宣稱藏人的“反抗”和“抵制”針對的是中國的領導層，而非普通中國人。這種說法當然和吻合達賴的“中間路線”。達賴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訴求于普通中國老百姓。但是，達賴在這個問題上的認知并不確切。維持國家的統一和西方所說的“共產主義”沒有多少關系，而是和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感有關。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政府只能代表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西藏事件發生之后，無論海內外，中國人民自發地顯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就是最好的例證。

　　正是人民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高度認同，近代以來，西藏在中國國家最弱的時候都沒有從中國分離出去。可以說，自從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后，沒有一個政權能夠容許其分離出去。現在，中國是個崛起中的大國，是近代以來最強盛的時期，更沒有任何理由讓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這一點是十分明確的。

　　錯誤的算計下的非理性的暴力行為的結果會怎樣呢？盡管“達賴集團”中少數經營政治的人物會獲得一些利益，但如上所說，受損害最大的是西藏民族。首先，這樣做無疑會制造出新的民族矛盾來。其次，達賴和中央政府之間本來互相信任就很少，甚至不存在，這種以暴力方式出現的互動只會加深雙方間的誤解甚至敵視。如果有人認為暴力行為會促成中央政府對達賴的讓步，那就大錯特錯了。其三，“藏獨”運動也會在中國的西藏人和海外西藏人之間的制造矛盾。在西藏制造事端的畢竟是少數受海外“藏獨”運動影響和西方勢力支持的西藏人，包括喇嘛。西藏的大多社會階層尤其是下層并不想看到“藏獨”運動影響他們的生活，影響他們和其它民族的關系。

　　毋庸置疑，“藏獨”運動中獲得利益最多的是西方一些反華勢力。達賴喇嘛出走西藏，本來就和西方有關。從那時到現在，西方一直在想方設法地利用西藏問題來對付中國，但在實際層面又為西藏民族做了多少積極的事情？(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