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農奴制下神權對人的精神控制

　　“為了理解20世紀的西藏歷史,就有必要明了西藏在很多基本方面仍然是一個前現(xiàn)代的神權政體,而并非由于任何非同尋常的與世隔絕。”——美國著名藏學家、人類學家梅爾溫·戈斯坦

　　記者: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無論是舊西藏還是中世紀西歐,神權對公眾精神的控制與禁錮,在剝奪了農奴的人身自由之外,又剝奪了普通百姓思想的自由。這是不是其黑暗的又一面?

　　孟廣林:的確,對人們的思想取向和行為規(guī)范的禁錮,正是黑暗的封建農奴制的一個突出表現(xiàn)。中世紀的歐洲雖然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但是神權制度和世俗權力的結合為封建農奴制提供了保障。

　　問題不在宗教信仰,而在于教會對宗教與思想的壟斷與控制。比如,在中世紀歐洲,普通百姓是沒有閱讀、解釋圣經權利的,這個權利掌握在教士手里。只要違背了教會的觀念、思想和準則就會被視為“異端”,將其開除教籍,這意味著他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

　　張云:在政教合一的舊西藏,這一點表現(xiàn)得更加充分,也更加殘酷——宗教勢力一方面通過行政權力,對廣大人民進行今生統(tǒng)治;另一方面,同時通過宗教特權,以對百姓的來世進行賞罰為名,實施精神恐嚇。

　　由于歷史文化的原因,西藏很多百姓都信奉佛教,相信來生轉世說,而統(tǒng)治階級正利用了這一點為自己服務。英國人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一書中寫道,“因為西藏人虔信他們那種形式的佛教,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事實上,我們知道,舊西藏的絕大多數(shù)普通僧侶同樣沒有擺脫農奴身份,所謂“僧侶勢力”是被極少數(shù)上層僧侶和僧侶化的貴族所把持。“你下輩子是人還是豬,難道對你沒有什么關系嗎?達賴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當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個佛教興盛的國度里當大喇嘛”,相反,如果你不聽他們的,會世世代代不得轉世。“僧侶勢力”就是采用這種精神恐嚇,來維護他們政教合一的統(tǒng)治。

　　記者:要想擺脫神權對人的精神控制,教育是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在12世紀以前的歐洲,教會壟斷了教育。但此后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世俗學校開始出現(xiàn),西方大學興起,盡管當時的教會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這些大學,但這為歐洲走出中世紀神學桎梏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統(tǒng)治下的舊西藏,有類似的教育機構出現(xiàn)嗎?

　　張云:沒有。在舊西藏,政教合一的統(tǒng)治階級完全壟斷了教育和受教育的權利。要想獲得教育,唯一的途徑就是進寺院“讀經”。即便如此,農奴的子弟成為僧侶也只是從領主的農奴變成了寺院的農奴,只有那些貴族子弟才有可能將讀經作為晉身的階梯。在政教合一的體制里,僧侶在嘎廈政府里占了很大比例,行使著生殺予奪的權力,享受著實際的經濟利益,普通百姓哪有絲毫的希望呢?

　　在這樣的黑暗體制下,老百姓沒有表達思想的權利,甚至沒有思考的權利。一切都要聽活佛怎么說,否則,就是有罪。也正是這樣一個黑暗體制,讓舊西藏日趨封閉保守。這充分證明了這個制度對西藏人民思想的禁錮,對西藏歷史、文化包括宗教傳承的破壞。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在15世紀已經告別中世紀的陰霾,而比歐洲中世紀更加黑暗的統(tǒng)治,在西藏竟一直延續(xù)到上世紀50年代。

　　企圖恢復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是逆時代潮流而動

　　“在西藏試圖適應20世紀的迅猛變化之際,由于將現(xiàn)代化等同于世俗化及西藏獨特恢宏的大眾僧侶制全盛期的衰落,宗教的權力和特權及大寺院在阻撓進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美國著名藏學家、人類學家梅爾溫·戈斯坦

　　記者:當封建農奴制成為社會發(fā)展和進步的障礙的時候,為什么在歐洲與中國西藏,卻產生了不同的走向?

　　孟廣林:殘酷的封建農奴制和神權奴役,導致了西歐的農民反抗,并且是以宗教“異端”的方式發(fā)動的。比如,以“羅拉德”派約翰·保爾為代表的下層教士就提出,“當亞當耕田、夏娃織布之際,誰是貴族?”他們要求廢除封建農奴制,取消徭役、地租、捐稅和財產差別,實行社會各階層的平等。在保爾的鼓動下,爆發(fā)了1381年英國農民大起義,農民在瓦特·泰勒率領下攻入倫敦,給統(tǒng)治者以沉重打擊。同一時期法國的“扎克雷”起義和16世紀的德國農民戰(zhàn)爭,也都因同樣的理想而爆發(fā)。

　　張云:舊西藏政教合一的統(tǒng)治結構,為農奴制營造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tǒng),在這個系統(tǒng)中,盡管人們的行為沒有自由、精神沒有自由,社會的生產抑制、停滯不前,人口在減少,但野蠻統(tǒng)治卻一直在延續(xù),甚至變本加厲。

　　旦增倫珠:人類進入20世紀50年代,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tǒng)治顯然早已和歷史發(fā)展潮流格格不入。它是西藏貧窮落后的根源,不對其改革、廢除,廣大僧俗群眾將永遠在水深火熱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進步之路。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為廢除西藏封建農奴制帶來了曙光。但由于當時西藏上層人士對民主改革還心存疑慮;不少僧俗群眾有沉重的、歷史形成的心理負擔,對民主改革需要一個了解和認識的過程;而西藏上層中的親帝反動集團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騙群眾,挑撥民族關系所造成的民族誤解,一時還難以消除,中央對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穩(wěn)進”的方針。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十七條協(xié)議”規(guī)定:“有關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xié)商的辦法解決之。”同時,對西藏地區(qū)投入大量財力、物力支持。僅1952年到1958年,中央給予西藏地方的財政補助就高達3.57億元。

　　為實現(xiàn)和平民主改革,中央爭取了八年、忍讓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萬農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然而,西藏上層統(tǒng)治集團的一些人卻企圖永遠保持農奴制,維護既得利益,于1959年發(fā)動武裝叛亂。達賴集團流亡海外,妄圖“西藏獨立”、恢復農奴制度,這是違背歷史進步潮流、與廣大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馳的,怎么可能實現(xiàn)呢?

　　張云:如今,達賴總是將“民主”掛在嘴邊,但是我們看看,達賴集團所組建的所謂“流亡政府”實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體制。達賴宣稱,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他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力。按照他的邏輯,他現(xiàn)在運用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統(tǒng)治權力,為的是實現(xiàn)“大藏區(qū)”“高度自治”而放棄政教合一的統(tǒng)治權力,如此自相矛盾的說法,誰又能相信呢?歸根結蒂,達賴編織所有謊言所掩飾的,還是要“西藏獨立”,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tǒng)治。

　　記者:舊西藏,不是西方一些人們夢想中的“香格里拉”。今日歐洲,不可能再回到500多年前的中世紀歐洲;同樣,今日中國西藏,也不可能再回到達賴集團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統(tǒng)治下的舊西藏。任何人夢想將西藏拉回黑暗統(tǒng)治的時代或為這樣的企圖而鼓噪,其注定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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