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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性案件制度可以大幅度節約司法資源，同時又能給當事人以正義

　　3月31日下午，廣州市中級法院對備受關注的“許霆ATM機惡意取款案”作出重審判決，判決書認定許霆盜竊罪名成立，但犯罪情節比較輕微，所以，改變了一審原來的判決，改判5年有期徒刑。另外，許霆需退賠惡意取得的款項，并繳納兩萬元罰金。

　　這樣的判決結果是以一種十分特別的方式得出的。面對中級法院的一審判決，輿論嘩然，迫使高級法院不得不將本案發回重審。但法律條文俱在，按照中國的司法制度，法官必須嚴格適應法律條文，于是，中級法院將此案逐級呈報至最高法院進行請示。最高法院的態度則早已公之于眾。“兩會”期間，最高法院副院長姜興長就明確表示，“許霆案”屬于惡性取款，應當定罪判刑，但一審量刑明顯過重。現在的判決結果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初步確定了。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判決是在民意壓力下作出的。有些專業人士難免擔心司法獨立性問題。但就實質而言，這樣的判決滿足了人們的期待，因而是可取的。畢竟，法律的尊嚴最終要以人們的正義感為依憑。如果法官僵硬地依照法律條文作出與人們的正義感相悖的判決，那除了被告得不到正義外，法律與法官的尊嚴也會受到損害。

　　現在的問題是，許霆獲得了正義，但與許霆相同命運的人能否像許霆那樣幸運？云南也曾發生過一起與許霆案類似的何鵬案，何鵬最終被判處的同樣是無期徒刑，且如今何鵬已服刑七年。寧波的唐氏兄弟也曾從出錯的ATM機上惡意轉款200多萬，此案在當地公檢法之間來回旅行了幾次后，至今仍懸而未決。這些案件能否援用許霆案的判決及其背后的法律原則？

　　在中國，由于實行嚴格的制定法原則，法官只能適用法律的明文規定，這把很多當事人置于許霆、廣州中院那樣的困境：若法律條文本身相對不明晰，或者多少年前制定的量刑標準顯著過時，但法官卻必須仍然適用那些條文，最多只能通過行政式的層層請示，作出特例判決。而另一家法院碰到類似案件，仍然必須重復這樣的過程。這其實導致了司法資源的浪費。更重要的是，那些未能引起輿論關注的此類案件，當事人通常無力獲得正義。

　　應當說，制定法的原則、法官嚴格適用法律條文的司法制度，本身并不是問題。但是，在實行這一制度的時候，人們必須充分意識到法律制定者的理性的限度。也就是說，人們必須承認，再嚴密的法律也會存在很多縫隙。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思考如何彌補這些縫隙？

　　主要是針對這一問題，最高法院已在兩年前頒布的《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中提出建立“案例指導”制度。這一制度乃是對制定法制度的一種有效補充，它可以較好地解決法律條文與現實之間錯位、填補法律的縫隙。這樣的制度應當可以在一些疑難案件中，保證類似的案件得出類似的判決。比如，如果法官當初碰到何鵬案件就曾經進行過深思熟慮，并且被發展成為指導性案例，那廣州中院就可以適用何鵬案，從而避免量刑過重的問題。當然，現在許霆案的判決如果被確立為指導性案件，那也就可以為承審唐氏兄弟案的法官提供一個法律標準。指導性案件制度可以大幅度節約司法資源，同時又能給當事人以正義。

　　令人遺憾的是，案例指導制度提出已有兩年，但關于案例指導制度較為周詳的操作規則迄今尚未公之于眾，案例指導制度仍處于理論研討之中，而未變成一種有效運轉的制度。

　　的確，這一改革是超越技術層面的，它實際上需要司法界、法學界對法律的淵源、法律思維、法律方法、法官職業化等一系列深層次的法律與司法理論、制度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但是，既然司法界、法學界已經確認，這是一項優良的制度，那就應當堅定地實施它。許霆案之類引起公眾廣泛的案件也已經一再揭示了引入這項制度的緊迫性。

　　從政治的高度看，積極地推進這一改革及其他司法改革，也有助于緩解社會的緊張。在許霆案中，面對一審法官嚴格守法而作出的過重判決，公眾立刻開始懷疑法律在金融機構與普通消費者、在貪污受賄罪與盜竊罪之間未能保持公平。這樣，司法反而招致無妄之疑。對于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來說，這是很危險的。

　　當然，實施案例指導制度，要求法官負責任且具有司法的技藝。比如，許霆案的法官似乎就應當撰寫一份詳盡說明判決理由的法律文書，以解釋為什么要輕判。只有這樣，它才有可能成為指導性案件，被后來的法官所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