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款作為一種管理手段，常常被社會詬病為“懶政”。但盡管是偷懶的管理方式，可因為有效還在很多地方大行其道。但這種“懶政”，只有官罰民奏效，若是官罰官，只能是一種游戲。

　　官罰民，且不說這種罰是否合理，但至少能起威懾作用，為什么呢？因為罰款的錢由民支付，哪個人掏自己的腰包不心疼？可如果官罰官，如南京市政府那樣，為了市容整潔，讓各區政府掏104萬元，區長和主管副區長各掏一萬元做保證金，全市每月評比，不達標者扣錢(據《新京報》報道)。在我看來，這只是場納稅人錢財在不同賬戶間轉移的游戲而已。

　　罰款是公權力對一個自然人或法人財產權的處置，其前提是處罰的人對被罰沒的款項有真實的占有權。而區、市政府盡管對財政賬戶里的錢可以支配，但這些錢并不是政府自己的，而是納稅人的，區財政的來源和市財政的來源，相當一部分是重疊的。區財政向市財政交保證金，評比后再被罰款，就相當于納稅人的錢從左口袋轉移到右口袋，有什么意義？納稅人的錢，除了一部分用作公務員的工作和辦公支出外，其他部分主要用于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事業，一個區因為市容不好如果被上級政府罰款了，就意味著這個區的公民不但在享受城市整潔度上受到了損失，同時在享受其他公共服務方面還可能受到損失，豈非雪上加霜？

　　當然，讓區長自己掏腰包似乎算是真正的罰款，這一萬元錢，不少也不多。所謂不少，按照目前我國公務員賬面上的工資，基本上是一個區長兩月的薪水，如果某個區長僅僅靠薪水生活，那么這人在官員中恐怕比熊貓還珍貴，這樣清白的官員罰掉他兩個月工資實在太不近人情。而且很難保證是區長真正自己掏錢，萬一這個區長利用手中權力，隨便找個名目從公共財政中轉移一下，再以自己的名義交納罰款，結果還是拿納稅人的錢做游戲。

　　上級政府向下級政府及官員罰款，看上去像是一種問責方式。可問責制必須包含民向官問責，才能切實起作用，如果只是上下級政府之間，不同級別官員之間的問責，很難做到公平公正，而且可能會流于形式。(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