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自古以來認為,生命是最可貴的。這次達賴集團煽動制造的拉薩打砸搶燒暴力事件,造成很多百姓死傷和財產損失,這是和廣大藏傳佛教信徒的價值觀相違背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達哇才仁博士說,“很明顯,這次事件與廣大藏族同胞的人心相悖,是極少數(shù)分裂主義分子的破壞行徑。”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長豆格才讓副研究員長期以來一直從事宗教問題研究,做過大量調查。“達賴集團和國外反華勢力宣稱藏族人民沒有宗教自由,根本不是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在調查研究中深切地體會到,西藏宗教事業(yè)的發(fā)展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黨和政府歷來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而對于藏傳佛教,更是給予了格外的關注,多次召開全國性的藏傳佛教工作會議,聽取藏傳佛教界的意見。”豆格才讓說。

　　對于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保護,豆格才讓列舉出一組數(shù)字:“1979年,中央政府對西藏寺廟、靈塔祭殿等宗教場所進行維修,先后撥款7億多元,包括拉薩三大寺、扎什布倫寺、薩迦寺、大昭寺、桑那寺、夏魯寺和很多中小寺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復;1989年到1994年,國家撥款5500多萬元和大量黃金白銀,對布達拉宮進行重點維修,這在中國文物保護史上是空前的;2002年6月,新中國成立以來西藏最大的文物維修工程——布達拉宮、羅布卡林、薩迦寺三大重點文物保護維修工程,這些總投資3.3億元的工程啟動……目前,西藏開放的寺院和宗教活動場所有1700多處。”

　　“不僅是宗教場所的維修和保護,西藏主要佛教經典也得到了搶救性保護和科學整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國家投資3500萬元,歷時16年完成了藏文《大藏經》的整理和出版。目前,西藏傳統(tǒng)的印經業(yè)也得到了恢復和蓬勃發(fā)展,德格印經院、自治區(qū)佛協(xié)印經院以及色拉寺、拉卜楞寺、塔爾寺等寺院的印經院最為著名。印經業(yè)成為各大寺院創(chuàng)收的途徑之一。此外,寺院學經制度在各大寺院已經得到了恢復,以色拉寺為例,目前有學經班十多個,學經僧人500多人,其中學完高級班課程的就有30多人,這讓寺院的品位和聲譽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同時,政府還關心僧侶的生活,將僧侶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如果說有人在破壞藏傳佛教正常秩序,我看,恰恰是達賴集團及其支持者。”豆格才讓說:“從1986年開始,給僧人授予格西學位的拉薩傳昭大法會得到了恢復,深得信教群眾和僧侶的歡迎,但達賴集團卻利用法會進行破壞活動,制造騷亂事件,使在拉薩大昭寺舉行的一年一度祈禱大法會無法進行。再比如,政府批準恢復了藏傳佛教的活佛轉世,在藏區(qū)各地都在正常地進行,達賴集團及其支持者卻違背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進行阻撓,甚至把沒有資格的人私自認定為活佛。因此,藏傳佛教正常秩序的最大危害者,正是達賴集團這些分裂主義分子。”

　　“山間路邊隨處可見的經幡、瑪尼堆,正是西藏宗教信仰自由的象征。”達哇才仁說,“在藏區(qū),無論是到寺院里念經朝圣,還是到活佛那里拜佛,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都得到了全面的尊重和保障。更重要的是,隨著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宗教信仰的質量也得到了充分的提升。在舊社會,只有上層社會的統(tǒng)治階級的宗教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滿足,底層普通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更點不起酥油燈。沒有物質基礎,藏族同胞宗教信仰的愿望和自由就難以真正得到實現(xiàn)和體現(xiàn)。”

　　來自青海藏區(qū)玉樹的達哇才仁對此有著切身的感受,他舉例說:“青藏鐵路的通車,給西藏人民帶來了交通便利,也給宗教生活帶來了便捷。過去,很多藏區(qū)群眾到拉薩朝佛都需要半年一年,而今年,我家鄉(xiāng)有不少親戚,選擇到拉薩過年,一邊朝佛,一邊過年。而高原百姓也可以非常便捷地到五臺山、普陀山等內地佛教圣地朝佛。政府對藏區(qū)民生的改善,為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更加堅實的保障,藏區(qū)人民對此有深刻的體會。”

　　和達哇才仁一樣,豆格才讓對于近期在拉薩等地發(fā)生的暴力事件感到十分憤慨:“和偉大祖國其他省區(qū)一樣,西藏繁榮穩(wěn)定、欣欣向榮的局面來之不易,達賴集團及其支持者有組織有策劃的暴力事件,為的是分裂祖國和極少數(shù)人的個人私利,而直接損害的,卻是包括藏傳佛教界在內的全體藏區(qū)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深信,絕大多數(shù)藏區(qū)同胞不會被他們的謊言蠱惑和蒙蔽。達賴集團及其支持者的破壞活動遭到藏區(qū)乃至全國的人民一致譴責就是明證。”

　　(記者 邢宇皓 袁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