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科研經費如果是我們用百分之百來算，那到科技部的是多少每年？

　　萬鋼：百分之百有兩種算法，一種就是說全社會投入資金的百分之多少是由政府投入的，這個是三千六百多億對一千多億，這是三分之一左右。如果說這個一千多億由科技部來進行規劃，當然不是完全屬于科技部，那也是大概三分之一左右，我跟一些國外同行們也討論過，他們說從總體，從你們官方公布的數字上說起來，你們政府投入的是一千多億，帶動社會和企業投入的是兩千多億，加起來是三千多億。從這個角度上說起來，科技的投入還是有效的，發達國家也就是那樣一個比例，當然他們總的比例比我們大了，舉個例子，去年我們大概在支撐計劃當中投入了四十多億，帶動地方和企業投入的是兩百多億，你用不著掌握240個億，但是你要是掌握40個億作為一個導向，能夠帶動社會的投入，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崔永元：但是您要能掌握兩百多個億，肯定能干更多的事兒，可能能帶動兩千多個億。

　　萬鋼：不見得，并不是說投得越多越好，投入過多反而造成一定的閑置，我不是說浪費，而是一種閑置，因為人力資源總是有限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社會的認識對一個新產品的認識也是有限的，所以很多東西是要有序地投入，使它持續穩定增長，這大概是我們一個目的，可能你覺得我挺狡猾的，不說關鍵的問題。

　　崔永元：我不好意思說。

　　萬鋼：我也說說關鍵的問題，關鍵的問題就是我自己做校長的時候就有那種感覺，比如說我們要建一個國家的實驗室，它的基本建設需要一個部門來批，設備配置需要另外一個部門來批，真正運行管理，得到國家承認又要有一個部門來批，這樣對于下邊說起來，對于我當校長的時候，就覺得我就得經常跑，各個部門同樣的東西得解釋，而且投入的這個東西很難同步，所以經常買設備的錢來了，建房子的錢還沒弄好，也就是說我們以后能不能搞一個好的規劃，然后通過多個部門的協調，能夠整合起來，這個規劃下去以后，該從哪個口子出，就從哪個口子走。我覺得國家管理要分層，哪怕你再減少部，部和部之間的協調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你總歸要分的，所以要說把所有的東西都壓到一個部里面，說實在的，一個，我倒是擔心別又形成了一種超人的這種要求。科技部應該有自己的范圍，自治范圍，應該規劃好我們國家科技發展的未來。

　　崔永元：部長，我可以把問題提得簡單一點，就是科技部的錢夠花嗎？

　　萬鋼：不夠。

　　崔永元：這可能是很關鍵的。

　　萬鋼：如果哪天說科技部的錢都花不完，我覺得這里面要出問題。不夠是一個長久的現象，您的問題我也問過德國的科技部長，我說你那個錢夠多了，你夠不夠？不夠。

　　崔永元：他也不夠？

　　萬鋼：對，他也不夠。我倒是覺得不夠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是我們要問我們自己，能不能把我現在的錢用得更好，能夠代表國家的發展所需要的意志，又能夠動員社會，動員企業來投進去，這樣可能就更有意思。

　　崔永元：現在有多少部門、多少人在跟科技部要錢呢？在準備花這些錢呢？

　　萬鋼：倒不是要錢，科技部的操作是這樣，科技部主要是管幾大規劃了，比如說973，對于重點的基礎研究的這一塊，比如說863，它主要是破解經濟社會發展制約瓶頸，我們的支撐計劃主要是支撐地方和行業的發展，我們有平臺建設的計劃，就是說各個區域共享的科學技術服務的平臺建設，包括科研基地的建設等等，我們有星火計劃，那是專門支持農村科技的發展，有火炬計劃，支持高新產業的發展等等，它一般都是按照各種各樣的計劃，然后在每年的時候，要定一些重點，比如我舉一個973，973這個計劃當中，就有一批973的我們叫專家委員會，他們來研究，就是說我們現在發展的前沿和基礎是在什么地方，哪幾個地方是對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有長遠的影響的，而我們現在就應該具體地投入，實際上哪個領域，哪個項目應該投入多少資金，不是部長定的。而是通過各個專家組，破解什么樣的技術是我們今年的關鍵，今天看總理的工作報告，他就說節能減排是今年我們的關鍵，舉出來的幾個比如說制約關鍵的因素，比如新能源汽車，高速輪軌交通，工農業節水技術等等一些，按照國務院這樣確定的方向，我們再布置一些各種計劃的時候，就更加注意，它是有一個系統的。

　　導視：人才當領導

　　“我們要找一個研究汽車的這么一個人才，領先的人才，挺難的，找部長還挺容易的”。

　　“因為您講汽車沒有顧忌，但是講科技部分管的工作，講和其它部門協調的時候，總在想怎么表述才不得罪即將被取消的一些部門。”

　　“沒有。”

　　崔永元：您看聽您說這些就不如聽您講汽車有意思，所以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樣的想法，其實您是一個研究汽車的高級人才，但是現在從政，您會不會耽誤了？因為其實我們要找一個研究汽車的這么一個人才，領先的人才，挺難的，找部長還挺容易的。

　　萬鋼：我也挺擔心的。

　　崔永元：我去當也行。

　　萬鋼：您剛才說的話耽誤是兩個方面，一個別把汽車耽誤了，另外一個也別把部長應該做的事兒給耽誤了，所以這也是我說的誠惶誠恐、忐忑不安的一個原因。記得6月14號的時候，我們公布應對氣候變化科技行動方案的時候，有位記者曾跟我說，我們給你總結了十大挑戰，你來當部長，你覺得哪條挑戰最厲害，我說可能十大挑戰當中有一條挑戰沒有統計進去，那就是從一個科技工作者的身份轉向為一個政府部門的管理者的身份，這兩者它所承擔的責任，它要履行的職責，它為社會所貢獻的義務，所以這些可能是對我最大的挑戰。所以又怕兩個耽誤，一個不要把汽車自己的專業給耽誤了，另外一個方面，不要愧對了部長這個職務。我想這是有責任的，看起來汽車耽誤一點也是在所難免了，但是我努力地把科技部長這個工作做好。我剛才跟你說的時候我也在考慮，為什么你剛才說，他講汽車，他講科技好像沒有講汽車那么來勁，以后我說不定會改得好的。

　　崔永元：因為您講汽車沒有顧忌，但是講科技部分管的工作，講和其它部門協調的時候，總在想怎么表述才不得罪一些部門。

　　萬鋼：沒有。應該說我到國務院來工作的這段時間，從我們部內，包括在國務院平行的這些部門當中，互相之間大家所處的關系、互相之間的了解，也是很不錯的。

　　導視：猶豫一

　　“當時從德國回來的時候，有猶豫，這個一般的人不愿意說，都說想都沒想就回來了，但是您也猶豫”

　　“你說猶豫當然是猶豫，比較安逸的生活，比較穩定的工作，專業上也比較有興趣。”

　　“您這次有猶豫嗎？做部長有猶豫嗎？”

　　崔永元：我知道您特別真實，因為您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過，當時從德國回來的時候有猶豫，這個一般的人不愿意說，都說想都沒想就回來了，但是您也猶豫。

　　萬鋼：我是通過三思的，實際上我猶豫是有猶豫，但是猶豫的時間還是比較短的，我記得那是1999年，教育部組織我們回來，一些在汽車工業工作多年的這些博士們回來以后和國內的汽車企業一起來談一談將來怎么樣合作，做一些報告，當時教育部的呂福源副部長曾經要求我們就我們的看法寫一個建議，當時我們就寫了一個，十幾個人在一起寫了一個建議，因為當時國內討論還是汽車要不要進入家庭，我們看了以后，覺得進入家庭好像是一個不變的事實，但是進入家庭以后，要考慮的能源供應和環境污染以及安全，這些問題可能是現在我們要注意的事兒，所以當時就跟教育部寫了一個報告，然后教育部又轉到了科技部，通過國務院轉到了科技部。我記得2000年6月份的時候，朱麗蘭部長到德國去找我談，談完了以后，我們談了一個下午，最后她給我提出一個邀請，說我們在一個五年計劃當中要搞電動汽車，我們應覺得你提的觀點還是和國內的很多科技工作者的觀點，包括企業的觀點還是一致的，而且你們提的也比較深，所以建議你回來，我們要成立一個重大專項，你可以來主持這個重大專項。還有一個就是我很尊重的老師，就是李國豪教授，他已經過世了，同濟大學的老校長，名譽校長，他88歲，那年他88歲2000年的時候，到德國來看了企業，看了我的工作，然后跟我說了一句，現在國家給了你這樣一個機會，你應該回去報效祖國，你說猶豫當然是猶豫，比較安逸的生活，比較穩定的工作，專業上也比較有興趣。

　　崔永元：您這次有猶豫嗎？做部長有猶豫嗎？

　　萬鋼：有猶豫。當校長當得挺滋味的，又趕上百年校慶，全校發展很快，學科發展也不錯，自己又有一支團隊，還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兒，是有猶豫了。

　　崔永元：關鍵還要舍棄自己喜歡的專業。

　　萬鋼：對，這是最大的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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