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醫保，是政府財政支出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原本應該統一的醫保制度，被人為分割為四塊，將國人分為五個不同等級的群體

　　“當務之急還是“蓋房子’”。3月3日下午，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熊先軍對來訪的《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1998年政府搭建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平臺，之后又分別在2005年和2007年啟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從而在框架上讓醫保制度得以完整。

　　目前，參加“新農合”的人群已經達到九成，今年將完成覆蓋；城鎮居民醫保的覆蓋率今年也將達到一半。

　　但在硬幣的另一面，至少還有2.5億人沒有參加任何醫療保險；即使參加了“醫保”的10.5億人，也不時面臨著缺醫少藥和報銷比例偏低的問題。

　　一步跌進自費醫療的“地獄”

　　27歲的苗浴光在最近的一年里，運氣差到了極點，命運兩次捉弄了這位2006年從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研究生。

　　第一次發生在2007年1月29日的招考公務員體檢。之前，她在大連海關的公務員考試中成績優異，筆試第一，面試第二，只要過了體檢這一關，就可以成為大連海關2007年新招3位公務員中的一位。

　　但體檢中心的醫生告訴她，血相偏高，建議立即復查。

　　4天之后，在大連工作的舅媽帶她到大連友誼醫院復查血常規，醫生拿到結果后，沒敢和苗浴光說實話，而是悄悄地告訴了她的舅媽。

　　那一天是2月2日，撫順市新撫區公安局巡警大隊一級警督苗福田和另兩位同事一起，正開著一臺警車巡邏。9時許，苗福田的手機響起，電話那邊，女兒的舅媽說了好多話，他只記住了3個字：白血病。

　　半小時后，苗福田和妻子乘上了開往大連的虎躍“快客”，下午2時許到達，妻子和前來接站的苗浴光的舅舅抱頭痛哭。

　　第一個療程在大連展開，主要的工作是化療。兩個月的工夫，僅治療費用，苗福田花去了5萬元。

　　效果不理想，通過朋友的幫助，苗福田在2007年4月6日把女兒轉到北京的解放軍307醫院繼續治療。次日，老苗回了一趟撫順，找到昔日的幾個同學，盼望著其中的某位同學能夠盤下他開價15萬的房子。同學塞給他幾萬塊人民幣，說：我們不要這房子，如果要了，就叫落井下石。

　　大劑量化療的效果很理想。到6月中旬，常規檢查已經無法發現體內的癌細胞，“全家人都感到欣慰”。到此時，治療費用又增加了8萬，這不包括一家四口在北京學知橋邊每月兩千元的租房費用。

　　苗浴光的姐姐大苗在北京聯合大學教書，她和父親一樣，獻出了自己的造血干細胞。通過配型，父女二人都可以幫助小苗進行骨髓移植。

　　在進行骨髓移植手術之前，還需要進行最后一次的腰椎穿刺。

　　6月25日，一種名為甲胺蝶呤的藥物被注射進苗浴光的腰椎。

　　由于上海醫藥集團華聯制藥廠生產環節質量控制不嚴，將另一種只能用于靜脈注射的藥物——硫酸長春新堿——混進了甲胺蝶呤。腰穿之后第3天，苗浴光在走路時突然摔倒，自此以后，她的腿腳開始麻木，摔跤成為家常便飯。半年之后，當記者在苗家的出租房里見到苗浴光時，她的下肢已經徹底癱瘓。

　　小苗的脾氣變得越來越壞，年過五旬的父母除了暗自垂淚，在已經癱瘓的小女兒面前不敢流露出一絲絕望的情緒。

　　3月2日下午，老苗重新核賬：到目前為止，僅僅苗浴光的醫藥費已經達到了40萬，全部是自費。

　　苗浴光的花費，并不是白血病患者中的頂級。來自汕頭的對外經貿大學2004級本科生熊云(化名)，在受到“硫酸長春新堿”傷害之前就已經花費了50萬元之巨，“好在學校報銷了其中的30萬”，熊云的母親說。同時，在受到假藥傷害之前，她已經成功地做完了骨髓移植手術。

　　東北人老苗覺得小女兒“點兒背”，和熊云相比，自己小女兒的舊患未除，又添新病；另外，“如果她早半年，遼師大會管她；晚半年，大連海關也會管她；都是公費醫療”。

　　在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農合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三大醫保體系之上和之下，分別是公費醫療與自費人群。苗浴光不幸就在后者中。她在2007年的兩次“點兒背”，讓她從天堂跌入了地獄。

　　公費也有級別

　　和已經當上大學老師的姐姐大苗一樣，苗浴光從小就是一個好學的孩子，一直努力向上。19歲那年她考上大學，在不經意間結束了自己沒有醫保的歷史。

　　2006年初，小苗一邊找工作一邊報考公務員，因為分心而沒考上。次年，她全力以赴，終于在上千人的競爭中勝出，一只腳已經踏進了大連海關的大門。

　　“如果她的第二只腳也能踏進去，也不得這場病，我苗家就是生活最好最幸福的家庭。”老苗說。

　　僅從醫保這個角度而言，成為公務員和成為大學生都是公費醫療，但后者屬于事業單位。社保資深學者、武漢大學教授王保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務員看病由財政兜底，即上不封頂，花多少都可以按級別報銷絕大部分。而事業單位雖然名義上也是沒有封頂線，但因資金來自上面撥的人頭費，往往不夠，如果單位‘創收’不足，醫療費報銷就大打折扣。”

　　由此也就不難解釋，為何對外經貿大學生熊云治病只能報銷50萬當中的30萬，而一位權威經濟學家卻花費了中央政府千余萬元。

　　“同時，公費醫療的費用長期以來沒有公開，民眾并不曉得，公務員們究竟看病花了多少錢。”王保真說。

　　對公費醫療的開銷數字，《中國新聞周刊》曾經在衛生系統和勞動保障系統多方求證，均被婉拒。只有一位中央部委的相關負責人說了一個大概的數字：在我這里，每天一臺寶馬車。

　　換言之，僅僅這一個部委，一年就要花上億元的醫療費用。

　　目前唯一在公開場合對這一數字有所披露的，是衛生部前副部長殷大奎。2006年9月，殷大奎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健康產業論壇上“放炮”稱,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當時，全國衛生總費用約為7000億元/年，占GDP的5.6%。其中，政府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17%，約1190億元，這里面的80%——也就是952億元，用在了850萬黨政干部身上，其他13億人分享其余的20%——區區的238億。

　　“福利是剛性的，很難削減。”王保真說。

　　三大醫保體系的建立

　　上世紀60年代建立起來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隨著改革開放而解體。從現代醫保制度角度回顧，1998年前，中國人口被分割為兩部分：擁有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正式編制的人，他們享有公費醫療的權利；其他的，就是自費醫療人群。

　　曾經擔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醫療保險司副司長的熊先軍回憶，1998年城鎮職工醫保——三大醫保體系的第一個建立的起源，在于配合國企改制。

　　以1998年國務院44號文件(《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為標志，國企職工正式從公費醫療人群剝離出來，進入新成立的城鎮職工醫保體系。文件中這樣規定：基本醫療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用人單位繳費率應控制在職工工資總額的6%左右，職工繳費率一般為本人工資收入的2%。隨著經濟發展，用人單位和職工繳費率可作相應調整。

　　單位與職工兩者相加之后的繳費，大約只占到職工工資總額的8%，是公務員這個比例(40%)的五分之一。

　　“作為城鎮職工，一年所繳納的醫保費用總額平均約為1100～1200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員對記者說。與公務員的華屋相比，城鎮職工醫保只能稱得上是草屋。

　　后來推出的另兩大醫保體系——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則是質量更差的草屋了。前者每年的保費約為250～300元，后者約為100元左右。

　　具體到報銷比例，公務員由于財政兜底，平均可以報銷醫療費用的90%左右；在城鎮職工醫保體系那里，這一比例是70%～80%，在城鎮居民醫保體系(俗稱一老一小，指沒有工作單位的城鎮居民)那里是50%左右，到了新農合那則只有30%左右。

　　三大醫保都是有封頂限制的，例如北京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就針對老人和兒童做了不同的限制，前者為7萬，后者為13萬。

　　此前，衛生部醫政司原司長于宗河曾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對這一等級制度提出批評：政府應該保證每個公民的最基本的國民待遇，不應厚此薄彼。

　　他以上海的醫保制度改革舉例，公務員們在本世紀初即已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考慮到福利剛性，公務員再另有醫療補貼，“起碼邏輯上理順了”。

　　但他同時也承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多年來中央部委一直以各種借口不參加北京市城鎮職工醫保，成為改革的阻力之一。

　　“目前還有至少2.5億人沒有參加各種形式的醫保，所以政府的重點在于雪中送炭。”王保真說。

　　熊先軍坐在辦公室里算了一筆賬：城鎮職工醫保費用全部由用人單位和個人負擔，政府除了在繳費部分免除稅收，并無其他扶持；但在城鎮居民和新農合方面，財政繳費占到了七到八成。“比如新農合，100元中，政府出了80元；北京的城鎮居民醫保，政府出了1400元當中的1100元”。

　　“財富的流向，應該說還是正在向弱勢群體傾斜。”熊先軍表示。

　　在草屋搭建之后，由于多種醫保制度并存，其中的縫隙與重疊變得不可避免。盡管政府還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但農民工兩邊都不參保或者兩邊都參保(城鎮職工醫保與新農合)的事例在各地都曾出現。

　　“我們也正在研究相應的辦法，但解決起來絕非一朝一夕”，熊先軍說，“新農合啟動的時候標準只有50元，現在是100元左右，說明草屋正在加固。”(楊中旭)

　　(本刊記者陳俊丹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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