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拆遷，這些年曾演繹過太多的人間悲情。其中開發商與民爭利，不惜使出兇狠蠻霸手段拆遷，已然成為許多拆遷戶內心的痛。

　　現在，據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透露，《城市拆遷條例(草稿)》已經擬定，正在廣泛征求專家學者、被拆遷人等各方意見。據悉，在提交討論的草稿中，開發商主導拆遷過程的舊模式將變更為政府主導模式。

　　政府作為土地所有權人的代表，在變換土地使用人時，理應先完成拆遷再把凈地交給開發商。而現實中，政府卻省略了這個環節，把開發商與拆遷戶直接推上博弈平臺，在這種情況下，力量貧弱的拆遷戶只能被動尷尬面對強大的開發商，其命運不難想象。

　　顯然，改成由政府主導拆遷，無疑意味著現有的拆遷模式將進行一次重大轉身，即在開發商與拆遷戶之間，政府將不再扮演過去那個仲裁者的角色，而是親力親為地進行拆遷。這樣一來，拆遷戶在很大程度上將不用再去與開發商這樣強大的勢力進行孤身博弈了。如果順沿著這樣的思路，政府主導拆遷似乎很令人期待。

　　問題是，這一切都是置于一種前提假設之下的，那就是政府是不會與民爭利的。即在拆遷問題上，可能做壞事的是開發商，而政府則完全站在最合理的利益平衡點之上，以客觀公正身份，來行使相關權力。行文至此，恐怕對于由政府主導拆遷的公正性與正當性，誰都不敢再抱有十足的自信了。

　　道理很簡單，所有權力的好壞，并不在于由誰來行使，而在于行使者是否受到恰當的約束。拆遷主導權也是一樣的，開發商也罷，政府也罷，關鍵是拆遷行為是否得到及時有效的約束，來使之不能偏離公平與公正的軌道。做不到這一點，不論是公共利益還是私人財產權，都很難擺脫被任意踐踏的命運。

　　以往種種拆遷悲劇說明，在一些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之間，存在著一種很是曖昧的關系。比如，不久前發生在江西豐城的拆遷株連事件，震驚全國，清晰地向我們展示了地方政府把“組織力量”異化成挾裹民權的工具，公然侵犯公民權利，使廣大拆遷戶合法利益嚴重受損。政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很容易偏離公平與公正。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權力機關利用目前《物權法》文本在“公共利益”界定上，尚沒有一條明晰的邊界，不惜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來剝奪拆遷戶應有的權益。

　　可見，解決拆遷問題的根本，并不在于拆遷權由誰主導，而在于通過有效制約，使拆遷中相關主體應有的利益平衡不被打破，使拆遷戶得到合理的補償。我們不能保障開發商不做壞事，同樣也不能保證所有地方政府都能立場公正。畢竟，此前在“經營城市”理念下出現的一些地方政府非制度性、非法治性的競爭，讓我們看到過許多利用權力掠奪農民的土地，來作為政府投資進而轉換成GDP的現象，這背后就存在著拆遷戶利益受損的情況。

　　說到底，解決好拆遷問題，絕不是由某個利益主體決定的，它只能交給法治與民主。一方面，與拆遷相關的法律文本，必須盡快予以完善，來避免出現在強勢力或者公權力侵犯拆遷戶利益時，像《物權法》這樣的法律也可能顯得一臉無奈；另外一方面，在拆遷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公權力對拆遷戶的保護問題，基于當前權力與權利博弈愈顯復雜化的現實，要約束公權力，避免其失范來對權利形成巨大的威脅與掠取，民主監督就不能缺位。

　　也只有在法治與民主的內外控制下，拆遷才能真正被納入到一個公平與公正的軌道，來保證相關主體的利益平衡，來避免種種殘酷的拆遷悲劇一再地發生。(單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