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政治體制改革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這種現象，不難理解。政治體制是我們整個制度的核心。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也必然日益尖銳地擺到我們的面前。

　　對于政治體制改革，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態度是明確的。在2007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回答記者的有關提問時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兩大任務，要推進兩大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便是實現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這兩大任務必須推進的兩大改革之一。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內容。溫總理說得好，“社會主義民主歸根結底是讓人民當家做主，這就需要保障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全面的發展；就是要充分發揮人的創造精神和獨立思維的能力；就是要實行依法治國，完善法制，建設法治國家�！敝袊�共產黨從來都是一個為民主而奮斗的黨，在要不要民主的問題上，我們從來就是十分明確的，從來沒有含糊過。但是，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如何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又是一個必須十分慎重對待的問題。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更加復雜、更加艱巨的系統工程。

　　怎樣推進這項工程？我認為有兩點必須強調:一是中國的民主政治要發展，要學習借鑒國外一些先進和有益的成果，但是我們不管實行哪一種民主制度或民主形式，都必須有利于人民權益的實現和富裕幸福，有利于社會充滿生機活力和安定有序，有利于民族團結和睦和國家統一昌盛。凡是不利于這一民主政治終極目的的政治行為或民主形式，不管它有多么動聽的名稱，進行多么富有誘惑力的宣傳，都不能輕信和照搬。我們深知，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樣，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任何國家和地區，民主制度的狀況、優劣，都要以實踐為檢驗標準。在民主政治制度選擇的問題上，我們只能尊重歷史，尊重歷史的辯證法。二是中國的民主政治要發展，既要學習借鑒國外一些先進和有益的成果，更要從實際出發，不斷探索，進行理論創新，通過理論創新推動實踐創新。這是我們30年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中國是一個大國，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史，在中國進行任何一項改革，都必須根據中國的實際，才能健康、有序地發展。我們致力探索的，應該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國的歷史和今天國情的，能夠真正給中國人民帶來安定和幸福的民主形式。這是一個不可更移的立場。

　　請朋友們注意，在這里，我一再提到“民主形式”這個詞。有些人問我:你為什么不談民主的內容和實質，而老談民主形式？我不是不談民主的內容和實質，而是多年來以討論民主的內容和實質為名已經講了那么多的套話、大話、空話，應該換一換思路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經驗之一，就是從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上尋找改革的突破點。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哲學家常常說，要使事物發展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必須找到同事物的內容相適應的形式。在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我們能否也務一點實，認真地思考和研究一下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呢？多少年來的實踐表明，在許多情況下，我們的政治運作出現問題，都不是這些制度本身及其制度運作的基本原則有什么問題，而是在民主的實現形式上下工夫不夠，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體制、機制，乃至使這些制度的優越性無法得到充分體現。

　　我們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過程中，雖然經歷了不少曲折，但也積累了不少經驗。我們應該注意到，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實踐中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就其民主形式而言，正是“選舉(票決)＋協商”兩種形式構成的。正如2006年2月8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所指出的:“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隨著思考的深入，我個人在這方面有一個越來越明確的認識:這些成果和經驗，不僅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而且是我們進一步改革所應當依托的重要立足點和平臺，值得給予更多的關注。

　　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我從政協內部來觀察和研究這種民主形式，收獲頗大。過去，我們總認為政治協商會議制度既不是西方的上院，也不是政黨組織，有點不倫不類。其實，我們的人民政協集中了中國各個政黨、各個人民團體、各個民族、各個界別的許多精英。他們的不少提案和報告，不僅敢說真話，切中時弊，而且有真知灼見，對執政黨和政府治國理政有很大幫助。說實在話，這種制度一旦用好了，對于人類是一個很大的貢獻。近年來西方政治學界興起了“協商民主”理論的研究熱潮，其重要原因在于，以往以選舉(票決)民主為核心的傳統西方民主理論，已經不能滿足今天人們日益增長的民主訴求。在民主化潮流的激蕩下，人們不僅需要在選舉的環節上更充分地體現民主，而且希望在政府決策、政府施政、政府監督、社會治理等各個環節上有更多的參與權。“協商民主”理論的提出，實際上是為了彌補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自身的缺陷，試圖解決這一理論在實踐中帶來的種種問題。我們應該重視并跟蹤他們對協商民主理論研究的成果。與此同時，我們要看到，我們的政治協商制度與西方的“協商民主”有很多相似之處。嚴格地說，是西方的“協商民主”與我們的政治協商制度有很多相似之處。之所以要這樣倒過來說，是因為我們的政治協商制度已經有半個多世紀的實踐，西方的“協商民主”還剛剛處在理論研究和局部實踐階段。所以我說過一句話，在民主政治的問題上，我們既要向人家學習，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從世界民主潮流的發展趨向來看，我們中國人創造并在堅持中不斷完善的政治協商制度，無疑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在發展中國特色民主政治方面有非常大的空間。

　　可以預料，黨的十七大之后我們將進一步推進各個層次的民主，包括人大、政協、黨內和基層的民主。在所有這些方面，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些年來我們都是取得了進展的。因此，在發展民主政治的問題上要有自信心。我們完全能夠創造出對人類有更大貢獻的民主的好形式，而且我們正在做這樣的貢獻。

　　(作者李君如為中央黨校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