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的心裝進你心里

　　——懷念敬愛的恩來伯伯

　　周 爾 均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迎來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誕辰110周年。

　　十年前，為了紀念周總理誕辰100周年，我愛人鄧在軍執導了大型電視專題藝術片《百年恩來》。她請我倆的好友、詞作家宋小明創作了這部電視片的主題歌《你是這樣的人》。歌詞中有這樣幾句：

　　“把所有的心裝進你心里，

　　在你的胸前寫下，

　　你是這樣的人。

　　把所有的愛握在你手中，

　　用你的眼睛訴說，

　　你是這樣的人。

　　不用多想，不用多問，

　　你就是這樣的人。

　　不能不想，不能不問，

　　真心有多重，愛有多深？”

　　周總理深深地愛人民，人民也深深地愛他。他對人民的愛有如高山大海、博大無涯，又如涓涓細水、點滴入微。這里所記敘的，是我親身感受的幾件事：

　　看似有別實質相同的對后輩的愛

　　就在幾天前，我們家鄉江蘇淮安紀念周總理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大姐深情地回憶了一段往事。她說：這是她第二次來到淮安，上一次是六十二年前的1946年。她從小因戰亂被寄養在上海鄉下，爸爸媽媽非常想念她。是總理千方百計地打聽到她的下落，又特地派人通過黨的地下交通線，把她接送到蘇北解放區，第一站就是淮安。經過輾轉跋涉，她終于到達張家口與爸爸媽媽一家團聚。聶力大姐流著淚說，如果不是當年周伯伯的關懷，就沒有今天的我。

　　聶力同志一席話，使在座許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濕潤了眼眶。他們中間的很多人，都同樣得到過周總理無微不至的親切關懷。

　　在座的我，也深深地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

　　同是在六十二年前的1946年，同是在蘇北與上海，我與當時素昧平生的聶力大姐，有著一次同樣難忘的不同的際遇。

　　周總理是我敬愛的伯父。他在兄弟輩中的大排行位于第七，我父親周恩霔排行十四，是最小的一位。抗日戰爭期間，父親隨七伯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任秘書，我和母親生活困窘，寄居在江蘇高郵的外祖父家。1946年抗戰勝利時，我初中畢業，沒錢升學。這時正好聽到，伯伯為國共談判的事來到南京、上海。我和哥哥便想方設法，從高郵找到了上海思南路的中共代表團辦事處。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伯伯和伯母曾不止一次地到過我家，看到我倆，他們格外高興，親熱地拉著我們的手問長問短。當時我還不滿14歲，初生牛犢不怕虎，和哥哥一起，直截了當向他倆提出要求：跟隨他們去延安干革命。伯伯和伯母親切地說：你們的志向很好，這件事我們商量一下。期間，伯伯和伯母還專程到我寄居的親戚家看望。幾天后，伯伯和伯母把我倆找去，慎重地說：我們商量了，現在形勢不穩定，你倆還是留在上海讀書，看看情況再說，以后會有機會參加革命的。伯伯和伯母還給我倆留下了一些錢和衣服。我們當然按照伯伯和伯母的教導辦事。就這樣，我到1949年6月高中畢業、上海解放后參加了人民解放軍。

　　有一次，我同伯伯的義女、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維世談起這段往事。維世大姐感慨地說：“爸爸、媽媽對烈士子女、戰友子女和對自己的侄兒女們，在感情的天平上是一樣的。但他們對烈士與戰友子女的照料，更加周到。在戰爭年代那種惡劣的環境中，他們把能夠找到的烈士與戰友子女，大都送到延安與蘇聯學習，不少人還是派人從敵占區找來后送去的。抗戰勝利后，你們到上海找到伯伯、伯母，在內戰即將全面爆發的情況下，他們卻把你們留在了當地。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們對革命后代的愛，實在是一種光明磊落的愛。”聶力同志的親身遭遇，對這一點再次作了生動的證明。

　　人們都知道，周總理對親屬要求十分嚴格，他不希望我們依靠任何“關系”與“照顧”。這既是他高度原則性的表現，也寄托著他對我們的熱切期望：自強自立，做對人民有用的人。他也本著同樣的精神要求所有革命后代，切不要像因為有“吃不倒的鐵桿莊稼”而最終潦倒沒落的“八旗子弟”。聶力大姐與我當初雖然際遇不同，但總理給我們灌注的是同樣的愛，是對后輩最深沉、最負責任的愛。

　　從細微處見關愛

　　我參軍后不久隨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調西南軍區后勤部工作。伯伯和伯母時時關注著我的成長。五十年代初，為我入黨的事伯母幾次寫信給我，轉達伯伯的指示，鼓勵我努力爭取早日成為共產黨員。又親自給我黨組織寫信，證明父親的有關情況。1953年我入黨后，伯母在病中立即高興地給我回信，稱這個好消息使他倆“至為興奮”，囑咐我：必須加強黨性鍛煉，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必須不驕不餒、付諸實踐，“從而你才能更好的為人民群眾服務”。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晚輩的溫暖與期待。

　　1955年，一次出差北京的機會，我終于來到西花廳，見到了懸念多年的伯伯和伯母。時間過去將近十年，我已是成年人了，而在自己眼中伯伯不僅僅是長輩，還是國家總理，多了一分對他的敬畏。見到伯伯時，我多少顯得有些拘謹和緊張，中午吃飯時甚至還咬破了舌頭，流了血。伯伯馬上讓衛士請來大夫給我止血，關心地對我說：“年輕人，以后遇事可要小心點啊。”我和剛調到北京的在軍正在戀愛，此前她已經見過伯伯和伯母，這次是一起去西花廳。伯伯勉勵我倆：今后要互敬互愛、共同進步。也再次告誡我們，不要把與國家總理的關系摻合到戀愛關系中去，愛情與婚姻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使我多少感到意外和興奮的是，臨別的時候，伯伯親自送了我們兩件禮物。一件是金屬盒子盛放的刮胡刀，并附有幾個刀片，看起來還很新，像是伯伯剛用過不久的。伯伯親手遞給我說：“把這個送給你。這些年來沒有見面，你也長胡子了。” 頓時，一股熱流淌過我的心頭；伯伯是管國家大事的人，竟然關心到我刮胡子的事情，他把我當成大人了。另一件禮品，是兩張第一屆全國工人運動會開幕式的票。伯伯反復叮嚀我們：一定要到場，一定要看完。遺憾的是，我們雖然答應了，卻沒有真往心里去。雖然去體育場參加了開幕式，由于對有些體育項目興趣不大，又有事要辦，便提前退了場。再去西花廳時，伯伯一見面就問我們：“看到毛主席了沒有？”我們兩人都愣住了：“沒有啊！”。伯伯連連嘆氣：“你們這些孩子，就是不聽話。”伯母趕忙向我們說明，那天運動會毛主席要出席，因為有事，中間才能到場。由于有紀律要求，你們伯伯不能提前告訴你們，又想讓你們有機會見到毛主席，所以才特地囑咐你們要看到底，不要退場。我們自然后悔不已。從這件小事，我們深深體會到伯伯對毛主席的尊敬，也深深體會到他對晚輩的關愛。

　　1957年，伯伯率團訪問亞非十一國回來，住在重慶部隊招待所，我去看他。還沒顧上說話，伯伯囑咐我先去看望陪他出訪的賀龍副總理。他說：“賀老總就在隔壁，他是你們的老司令，快去問聲好！”我見賀總時，他親切地詢問了我的工作情況，也給我談了這次出訪的一些情節。我注意到賀總住的是套間，而伯伯住的是很小的單間。衛士長成元功后來告訴我，招待所只有一個套間，原來是安排伯伯住，伯伯說，賀老總年紀大、身體不好，套間讓給他。

　　晚間，伯伯讓我同他一起吃飯。飯桌上，伯伯一個個地檢查過問，見隨行的喬冠華同志還沒有就座，伯伯囑咐：不要催，等一等。因冠華同志手里有工作，足等了十多分鐘，所有人員都到齊了，伯伯才動筷子。由于這次訪問非常成功，伯伯很高興，同每個人碰了杯，還即席表揚了冠華同志。在我身旁的王政同志，是我們單位的一位領導，他原來是張學良將軍的副官長，西安事變時伯伯從延安到西安談判，往返都是由他護送。“七七事變”后他參加了革命，因歷史原因和當時“左”的因素，1955年暫緩給他授銜。在伯伯與他碰杯時，王政同志哽咽流淚說不出話來，伯伯也動情地拍著他的肩膀說：“不要難過，不要難過！你的情況我了解。”后來由于伯伯的過問，王政同志不久被授予大校軍銜。

　　唯一的一次“破例”

　　伯伯是國家總理，權力很大，一言一行有很大影響。所以，他對親屬有個嚴格的規定，凡是公事，不準給他帶話和傳話。但是，有一次伯伯自己卻破了例。

　　五十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從重慶出差到總后勤部，報送本單位肅清反革命運動情況的材料。開展這個運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既有其必要性，也存在打擊面偏寬的問題。當我辦完公事去西花廳看望伯伯時，他按照習慣問問工作情況，借此做些調查研究。以往他一般只是聽，很少表態。當伯伯聽說我這次來北京的任務是報送“肅反”材料時，一下子認真了起來：“給我說說，你們單位“肅反”查出些什么問題？”我便一一列舉數字：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聽到這里，伯伯皺起了眉頭。我說完后，他起身踱到窗前，靜靜地站了會兒，轉過身對我說：“有問題啊！雖然西南是大陸最后解放的地區、政治情況比較復雜，但你們畢竟是部隊，又只是一個軍級單位，不可能有這么多反革命嘛，不可能有這么多有歷史問題的人嘛。要知道，這可是關系到一個人的政治生命的。”

　　更讓我萬分吃驚的是，伯伯接著很明確和肯定地對我說：“我說的這個話，你回去向單位領導匯報一下，就說是我的意見。”

　　伯伯竟然讓我給單位領導傳話，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我感到既激動，擔子又重。原來準備在北京多呆兩天的，事情緊急，趕緊乘火車回到重慶。我們單位的黨委書記、政治委員盧南樵(以后曾擔任總后勤部副政委)聽匯報后高度重視，我還沒有離開辦公室，他就囑咐秘書立即通知召開黨委會，讓我在會上傳達總理的話。會議一致通過決定，按照總理指示精神作了政策調整，從而制止了“肅反”擴大化的傾向。

　　現在回想起這件事，不禁讓我聯想到后來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伯伯對干部和群眾的關心與保護，終其一生，一以貫之。不同的是，建國初期的政治空氣相對要寬松一些，為了避免干部群眾受到傷害，當時他可以明確果斷地做出決定，并且打破慣例，用“大原則”管“小原則”。而“文革”之中，為了達到同樣的目的，伯伯卻只能利用他有限的權力，巧妙地又極其艱難地進行一切可能進行的工作，以至耗盡他的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伯伯同我的兩次談話

　　1959年我調到北京工作后，到西花廳看望伯伯和伯母的機會多了，也更多地得到了他們的教誨。

　　伯伯問我：聽說你調動工作了，是在哪個單位？我說在總后勤部衛生部。伯伯問我，部長是誰？我說是饒正錫同志(注：當時是總后勤部副部長兼衛生部部長，后曾擔任中央軍委紀委副書記。)伯伯說，噢，他是從新疆調來的，我很熟悉。恰好我因工作需要看過饒正錫同志的履歷表，我說，是這樣，他擔任過新疆迪化市的市委書記。伯伯說，“哎！你怎么說是迪化呢？”我理解伯伯的意思，因為迪化市當時已經改稱烏魯木齊了。我說，迪化已經改名，這件事我知道，我是看到饒部長履歷表上寫的是迪化市委書記。伯伯點點頭，然后問我，知不知道“迪化”這兩個字是什么意思？我來不及細想，對伯伯出的這道題，只回答了一半。我說，迪化的“化”應該是“同化”的意思。因我聯想到，新疆是少數民族為主的地區。伯伯很高興，鼓勵我說：哎，你回答得不錯。接著他主動補充說，“迪化”嘛，“迪”就是啟發的意思，這種提法是對少數民族的一種歧視：對新疆要“啟迪”、“同化”。然后他問我：你能舉出多少這樣對少數民族和鄰近國家有歧視性的地名嗎？我就邊想邊回答，伯伯也在一旁幫我提醒，幫助湊。比方說“綏遠”，以前有個“綏遠省”。比如說“鎮南關”，當時已改稱“睦南關”。比如說“安東”，改成了“丹東”。還有“撫順”、“靖邊”、“安塞”等等，類似的地名，一起湊了不少。伯伯就講，我們過去大漢族哇，對少數民族有所歧視，這是不對的，何況有的還是友鄰國家，更不應該。什么時候都不要忘記，各個民族之間都是一律平等，各個國家之間也都是一律平等。當談到新疆、西藏、廣西等各個自治區的經濟發展和各民族的情況時，伯伯顯得十分高興，不時喜形于色。

　　跟伯伯在一起交談，他都持這種平等的態度，從不讓人感到高不可攀，我們晚輩在他面前沒有一點拘束。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同樣親切隨和，平等待人。只有一次，我見他為修繕西花廳的事，少有地發了火。

　　西花廳是清朝末年的王府，多年沒有修繕，地面還是當年鋪的磚，很潮濕，不利于伯伯的健康。管理部門早就提出維修一下，伯伯一直不同意。這次秘書乘伯伯外出，抓緊把這件事辦了，主要是把磚地換成地板，工程量并不大。但伯伯回來后真動了氣，住在釣魚臺臨時住所堅決不回家，連陳老總去勸也不聽。一次，我去釣魚臺見伯伯時，為了緩解他氣憤的心情，勸他說：伯伯，您平時教育我們愛護國家財產，西花廳這個房子已經相當破舊，這是歷史文物，簡單地維修一下，也是保護國家財產，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沒什么大錯，您不要再生氣了。伯伯說：你講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你要懂得，我是國家總理，如果我帶頭修房子，下面就會跟著干，還有副總理，還有部長，這樣一級一級地下去，不知道會造成怎樣嚴重的后果。西花廳這樣的房子，不用裝修也就很好了嘛！我們國家現在還窮嘛！很多老百姓還沒有房子住。他問我有沒有讀過杜甫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我說看過，背誦了最后那幾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伯伯說，你再重溫一下這首詩，就會明白我為什么生氣。后來，在大家的勸說下，伯伯讓秘書把新換的床還回去，吊燈拿下，窗簾摘掉，才搬回西花廳。他在國務院會議上兩次做檢查，都是檢討自己，一字未提經辦的秘書。

　　“人民的總理愛人民，人民的總理人民愛”。恩來伯伯愛人民的故事說不盡，道不完。他是一座愛的豐碑，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豐碑。

　　一位小學老師說得好：石碑可以倒塌，木雕可以腐朽，樹立在人們心中的豐碑將與世長存。恩來伯伯的偉大人格力量，已成為人類歷史的寶貴財富。時間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老，只要人類在生生不息的延續，我們就將永遠擁有這筆無價的財富！

　　(2008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