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同志先后擔任政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長達26年，為積極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全面組織和實施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兢兢業業，殫精竭慮，在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統戰、科技、文化、教育、新聞、衛生、體育等各領域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在領導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中，他強調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個國家如果經濟上不能完全獨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獨立。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各種關系，做到統籌全局、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協調發展；強調“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全面發展；強調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不能因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不要做對不起子孫后代的事。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強調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規模科技攻堅取得重大突破，極大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他高度重視對外貿易和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強調“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他高度重視發揮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經常傾聽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的意見，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時時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解決香港、澳門和臺灣問題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和國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遵照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推動我國積極發展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豐富多彩的外交實踐、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在國際社會為黨和國家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在“文化大革命”極端復雜的特殊環境下，周恩來同志忍辱負重，苦撐危局，作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運轉，全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盡一切可能減少損失。他保護了一大批黨的領導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他協助毛澤東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妄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糾正極左思潮的錯誤，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他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決策積極促成和落實鄧小平同志復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鄧小平同志領導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整頓；他身患絕癥，仍頑強堅持工作，并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他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極大鼓舞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周恩來同志參與領導了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各項重大工作，為黨的每一個重大勝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長期實踐中，他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認真總結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深入進行理論思考，深刻闡釋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和黨的建設等領域都作出了理論建樹，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后來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同志們、朋友們！

　　周恩來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壯大，同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他毫無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我們緬懷周恩來同志，就是要永遠銘記和認真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斷發揚光大。

　　周恩來同志始終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現為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這是他畢生奮斗的力量源泉。周恩來同志說：“人是應該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生活會變成盲目。”他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之時就說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對黨的事業、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始終充滿必勝的信心，無論遇到什么樣的艱難困苦，從不動搖。他說：“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茍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他在確立革命理想信念的過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強烈愿望，又有深思熟慮的理性思考；既重視對科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又注重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科學理論；既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又注意吸取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覺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是堅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來同志始終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總服務員”，反復強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我們國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要“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他心系人民，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只要是關系群眾安危冷暖之事，他總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逢年過節，他總是關心在生產一線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頓餃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線、地震現場，哪里有災情，哪里群眾有困難，他就及時出現在哪里。1973年，他重返延安時，目睹群眾生活仍然貧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淚下，痛心地自責對不起老區人民。1975年，大手術之后，他依然牽掛著遠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錫礦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懇懇、嘔心瀝血、任勞任怨，一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有時在16個小時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時期，他還抱病操勞國事。他說：“死我并不怕。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里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說：“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后也要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說的“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斗”，“為人民服務而死”，為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群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對周恩來同志最真摯的感情。

　　周恩來同志始終顧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現為他高度珍視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精神。周恩來同志深知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始終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他把增強黨的團結、反對個人主義提到“對黨、對人民、對共產主義的事業都具有決定意義”的高度，特別告誡：因為我們黨是勝利的黨、執政的黨，尤其要警惕種種破壞和危害黨的團結的行為。他堅持民主集中制，強調“特別是要在高級領導同志中間加強集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保證我們黨的團結”。他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自己言行的準則，有利于黨的團結的話和事就說、就做，不利于黨的團結的話和事就不說、不做，講黨性不徇私情，講原則不講關系，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把個人榮辱置于身外。他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從不搞小圈子、小集團，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方面堪稱楷模。

　　周恩來同志始終實事求是、嚴謹細致，集中表現為他求真務實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實際工作。他一貫倡導實際工作者要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強調“單靠多讀幾本馬列主義的書是不行的，問題在于實踐”。他善于把革命膽略與求實精神結合起來，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處變不驚，善于化解錯綜復雜的矛盾，善于應對險象環生的局面，又能夠極為周密和細致地考慮和處理問題。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復倡導要“講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要把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干勁要大，步子要穩，既要有雄心壯志，盡快趕上先進水平，又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視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注重總結實踐經驗，考慮問題時總是力求在分析、綜合、比較上多下功夫，主張“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后行”。正因為如此，在組織領導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既是國家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設計者，又是將黨和國家各項重大決策創造性地付諸實施的卓越組織者，深得毛澤東同志的倚重。

　　周恩來同志始終虛懷若谷、戒驕戒躁，集中表現為他謙虛謹慎的精神。周恩來同志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貢獻，但功勞越大，他越是虛懷若谷。他常說“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過去做了多少工作，現在擔任什么職務，沒有黨和人民，就既不會有過去的成績，也不會有今天的職務。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他為自己立下的座右銘是“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他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認為做工作“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后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他認為“不僅要教育群眾，還要向群眾學習。因為領導者本身知識還不完全，經驗還不夠，領導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識和經驗”。他善于啟發和傾聽不同意見，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眾講的意見都認真考慮。他說：“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于綜合。”他善于發現別人的長處，充分發揮每個同志的聰明才智，自己卻從來不居功、不諉過。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誠同各界人士廣泛交往，從不以領導者自居。他經常說：“一個人站在領導地位，不虛心，不平易近人，自以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這種思想并且在作風中表現出來，就危險了。”周恩來同志以其謙虛謹慎、廣納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風范，贏得了黨內外由衷的信賴和愛戴，是中國共產黨人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優良作風的最好榜樣。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