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報》用4個整版詳細公布了昆明市所有黨政領導的聯系電話和職務分工情況。盡管昆明不是第一個公布領導干部工作電話的城市，但是伴隨著“仇和”這個備受矚目和爭議的名字，這個消息仍然成了媒體最熱的話題之一。仇和入滇不到70天，他在昆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被人們認為是“昆明新政的一縷陽光”。

　　仇和新政撲面而來

　　2007年12月23日，仇和帶著他的秘書“空降”昆明。

　　12月28日，昆明市委召開全市干部大會，宣布仇和就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

　　此前，雖然坊間傳說仇和要到昆明履新，但人們僅僅把它當做一種“傳說”。當傳說變成現實后，不少干部感到“沒有準備”、“措手不及”；而讓更多干部感到“措手不及”的，是仇和強勢推出的系列新政。

　　2008年1月28日，昆明市委九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通過昆明電視臺、昆明電臺進行了現場直播。昆明市委全會的首次直播，把“小會場變成了大會場”，讓昆明人感到“仇和新政”的撲面而來。

　　昆明圓通街的一位社區工作者說，她在社區工作10多年，還是第一次知道市委的會議怎么開、都講些什么。她說：“這是一次全新的參政體驗，第一時間里知道了市委全會的工作報告。過去媒體上刊發的工作報告都是一些摘要，對一些工作的不足我們無從知曉。直播減少了會議精神和會議內容傳達上的信息流失。”

　　也就是在這次會上，仇和提出了領導干部在任何時候，工作電話、移動電話、家庭電話“三通必有一通”，并要在媒體上公布所有市級領導及各部門領導的政務分工和聯系電話，讓市民隨時可以與他們聯系。

　　2月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發了《關于在全市開展經濟社會發展軟環境建設活動的實施意見》，其中明文規定，各縣(市區)、各部門、各單位的一把手要在《昆明日報》、昆明電視臺上公開亮相，要就進一步抓好軟環境和機關效能建設作出公開承諾，并將姓名和聯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監督。

　　2月16日，《昆明日報》用4個整版公布了從市委書記、市長到5區、1市、8縣及市直各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聯系電話，同時詳細刊登了各位領導的職務分工情況。一時間，“昆明紙貴”。

　　電話號碼的公布，激起了昆明市民的興奮、好奇和參政議政的熱情。人們紛紛撥打各部門電話，目的和心態各異：有的反映問題，有的提建議，有的想試試電話是否打得通、打通后接電話的領導是什么態度。撥打書記仇和、市長張祖林電話的人最多。為了更順暢地保證在工作時間以外與市民的聯系，2月19日，市委書記、市長在原公布電話的基礎上再各新增一部聯系電話，打這兩部電話的時間是當天 18：00至次日8：30。

　　2月22日凌晨1時，記者分別撥打了書記、市長的兩部夜間電話，電話響了一聲后接通。接聽書記工作電話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每天晚上平均接聽160多個電話。電話開通的第一個晚上，一夜到天亮，電話沒有間斷過；接聽市長工作電話的工作人員說，平均每隔10分鐘就會有一個電話打入。

　　電話公布的同時，也正是昆明市“兩會”召開的時候，不少領導因參加會議導致工作電話無人接聽，這使市民對政府接受監督的誠意產生了質疑。2月18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發了《關于認真接聽領導干部公務電話的通知》，對接聽電話、落實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并指出對不按規定接聽群眾來電，或故意刁難、語言不文明，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不認真及時進行處理而導致發生不良影響和后果的，將按照《昆明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行政不作為問責辦法》對責任人進行問責。對媒體公布的“打35個電話22個無人聽”的問題，昆明市紀委對全市進行了檢查，并將檢查結果以文件形式公布。

　　針對電話公布的一系列措施，公眾反響熱烈。

　　“它像一把利劍，刺破了多少年來隔在老百姓和官員之間的厚重屏障。”市民杜先生說，每年政府機關都會印制一本黨政機關及有關單位電話號碼，上面都有8個字“內部資料、妥善保管”，并且注明：“本電話號碼僅限內部使用，發放時請登記造冊，使用者按保密規定嚴格管理。”有這本電話號碼簿的都是相關部門的負責人或者有關系的人。“現在，昆明市主動拆除了這堵墻。我從網上下載打印了這些電話號碼，共76頁。如今我們老百姓也知道了各部門的領導叫啥管啥。”

　　“監督渴求”的背后是公眾長期以來的情緒釋放

　　“我是一個外來打工者，現在的食用油價格越來越高，我們承受不了。你是仇和書記的秘書嗎？你跟書記說一聲，我想和他談談。”

　　“我剛才在網吧里給仇和書記發郵件，手機放在旁邊被人偷了，你跟書記說說，叫他幫我找回來。”

　　“我今天晚上在市區被人搶了，但當時沒有一個人來幫我。請書記抓抓昆明的治安。”

　　“我家隔壁鄰居的狗每天夜里3點就叫，影響了我們睡覺，請書記來干預一下。”

　　“領導電話公布以來，老百姓事無巨細，什么事都向領導反映。從整理出來的情況看，電話內容五花八門，除了一些與個人利益有關的事情之外，更多的涉及治安、環保、交通、噪音、房改、投資、冤假錯案、村民選舉等。”接聽書記、市長工作電話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每天都要把這些內容整理出來，能當場答復的就當場答復，不能答復的上報書記、市長，書記、市長看后簽字、批示，交相關部門落實處理。“我們有5個人輪流24小時值班，忙得不可開交，連上廁所都要小跑著去。”

　　一政府部門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雖然我們的電話號碼公布了，但市民反映問題，不找我們而是直接給書記、市長打電話。書記、市長作出批示后，我們既要對市民作出答復，也要把落實和解決的情況報給領導。這一個對上一個對下，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2月21日，網友“北梢之風”在網上發布了一份《昆明市市民撥打領導辦公電話自律公約》，向網友征詢意見。他認為：“領導電話應該是為民服務，而不要成為各種垃圾信息的接收器”，“大家別一根蔥一頭蒜也要找書記、市長，那樣做是占用公共資源。”

　　有人對此贊同，也有人認為，“公眾對此反響強烈，說明公眾對公權機關有著一種強烈的‘監督渴求’，‘監督渴求’的背后，既反映了當前公眾民主法治意識的成熟，也是公眾長期以來的一種情緒釋放。”

　　還有人認為，這不能不說明“官員與老百姓的交流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一個合理的官僚組織機構是一個金字塔式的建構，每一級的領導有每一級的菜單。當這個規則被打破時，市民是不分菜單反映情況的，這很容易造成官員被電話絆住，而疏于其他事情的決策，這實際是違背管理原則的。”一位社科研究者說，“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這種不按規則出牌的合理性。它的目的是為了治理各級‘菜單’不作為、亂作為、不聽取民情的毛病。如果是在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政治環境中，民意能夠順暢表達，民眾能夠監督政府，市民的問題都能夠在具體的職能部門得到解決，這樣的辦法還用得著嗎？”

　　然而體制上的欠缺，讓“市長專線”運作中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這位負責人說，“市長電話”是代表政府聽取群眾意見、建議和批評，協調督促政府各職能部門切實為民服務、依法行政的一個窗口單位，但體制的缺陷，使該部門陷入了服務宗旨與受理范圍的沖突、體制缺陷與市民需求的沖突、任務繁重與力量薄弱的沖突三大沖突之中。

　　“市長專線的工作成效更多地取決于各級黨政領導的重視支持力度和市長電話工作部門的努力，受理的各類市民投訴都是通過政府各職能部門辦理完成的。但由于不能直接介入處理，對所涉及的職能部門不作為、慢作為、作為差、亂作為的行為缺乏必要的處置條件，使市長專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服務真空，甚至帶來市民的信任危機。”這位負責人說。

　　顯然，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公民法治、民主意識的提高，一部市長電話已經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

　　“不能不承認，如今我們的‘政務公開’在很多方面仍然是‘百廢待興’。許多政府網站上要什么沒什么，發給它的郵件很少有人答復。人民對城市的發展不滿意，卻沒辦法、沒地方反映，投訴無門、傾訴無門。公布電話是最起碼的政務公開，沒有這一步，后面的一切都免談。”云南大學教授熊思遠說，“公眾對領導干部聯系電話的需求，不僅是出于解決具體問題的需要，更是對溝通無礙的對話機制的渴求。”

　　2月21日，在昆明市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的閉幕式上，仇和說：“不久前，昆明公布了一批公務員的電話，我們進行了抽查，發現仍有少數打不通。我們黨的干部，與群眾如魚水之情、血肉聯系，如果連電話都不能聯系，何談血肉聯系？公務員是公仆，老百姓是主人，主人找公仆都找不到，理論上是講不通的！”

　　僅有一個仇和是不夠的

　　仇和的系列新政推出，特別是公布領導干部分工、職責和工作電話以來，昆明人出現了過去少有的對一個官員的好奇和期待：“領導干部的電話公布了，人民代表的電話能不能公布？”“政府大樓能不能是開放的？門口能不能做到沒有人檢查證件和要求登記？”“聽說仇和書記的辦公室里有張行軍床，我們能不能去看看他的辦公室什么樣？”

　　云南大學教授石鵬飛說：“過去許多人把現代新昆明建設理解為建高樓、修公路，但實際上打造新昆明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仇和說，經濟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制度的落后是領導的落后。他這些全新的語匯、全新的思想、全新的作風、全新的手段，是從政治層面上為新昆明建設打下扎實的基礎。昆明需要一個能帶來新鮮氣息的官員。”

　　但是，也有人表示擔憂：靠一個人的力量去推動龐大的官僚機器勢必會得罪更多的人，超常規的發展必然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一系列新政的實施也可能會帶來可以預想的負面效應。比如讓各部門負責人都去招商，并下達任務，雖然其目的“不是為了招商引資的結果，而是一個讓干部脫胎換骨、轉變服務意識、不再冷漠對待投資者”，但是這種“強勢招商”必然會成為一柄“雙刃劍”：操之過急造成失誤，是否會為新政的“持不同政見者”提供反對的口實？再比如，“瞌睡門”事件老百姓叫好，但也有人不以為然。

　　一位新聞界資深人士評論仇和的昆明新政說：“在現行體制下，仇和這樣的領導者是稀缺資源。但只有一個仇和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期盼有更多的仇和以理性的改革意識和勇敢的實踐精神，推進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的建設。什么時候單打獨斗的‘仇和’不再是新聞，才說明我們已進入了真正的法治而非人治的境界。” (張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