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三十而立的前夕，四個新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相繼設立和在中國東、中、西部完成布局，表明新一輪區域改革試驗已開始發力。這一輪改革試驗區的創建，其模式、宗旨和目標，與二十多年前建立經濟特區有很大不同，它們將起到的作用和發揮的功能，也有別于傳統經濟特區。

　　這種不同是由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決定的。經過三十年持續不斷的努力，中國已逐漸由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轉變為相對成熟的現代工商業國家。如今，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的，已不是傳統的貧困問題，而是發展失衡問題。它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從財富和發展機會分配來看，乃是四大失衡：其一是城鄉發展失衡，城鄉居民收入比差距至少已達四到五倍；二是地區發展失衡，東、中、西部地區發展程度相差懸殊；三是縱向的貧富分化。四是從發展成本來看，財富增長速度超越環境承載能力，形成了經濟增長與環境可承受力間的失衡。

　　這四大失衡與以往中國可以提供的內部資源條件，也與一定的發展戰略選擇和發展模式有關。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按戶口關系分別享有不同國民待遇的事實，使農村居民在占有發展資源和發展機會上，遠遠小于城市居民；改革開放的突破點選擇在東部沿海地區，則使東部沿海得風氣之先；而以低成本取勝、注重出口的發展模式，則加重了環境可承載力。在一定時期，選擇這種發展模式，采用這種發展戰略，和造成這種結果，有其歷史必然性，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經過多年努力擺脫貧困后，如何不以犧牲環境和財富與發展機會嚴重分配不均為代價，推動經濟社會協調有序可持續發展，促進發展公平和成本節約，已逐步成為中國需要考量的主要問題。這四大失衡以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資源條件的變化，因此所反映的，是以往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已暴露出局限性，需要對其升級改造。

　　建立新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就是對此做出的重要嘗試。目前設立的四大改革試驗區，兩個在東部沿海，一個在中部，一個在西部，這首先所表明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地理空間來說已由東向西推進，它對縮小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有著重要意義。

　　同時，這四大改革試驗區的試點改革主題各不相同。上海浦東新區重在為政府職能轉變探路，天津濱海新區側重探索新的城市發展模式和新型工業化道路，成渝改革試驗區主要期望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而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則圍繞解決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探索內生型經濟發展道路做文章。它們的不同設立宗旨，對應了中國目前面臨的不同難解性問題。這種不同的改革分工，不僅有利于發揮中國內部不同地區各自的比較優勢，使各地區獲得不同發展，又使不同的改革成果，可以分別產生示范效應，彼此取長補短，相得益彰。

　　四大改革試驗區是在新的經濟社會環境下做出的新選擇。但是，不能一廂情愿地認為，隨著改革試驗區的啟動，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就能很快實現更新。既定的利益格局、思維方式和制度體系，不可能一下子就手到病除。而且，在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后，改革如果不能得到其他一些資源條件，如法治化的推進、政治現代化程度的提高等支持，也將很難達到預期效果。顯然，改革試驗區建設要想獲得成功，當代中國人還需要闖大關。

　　□孫紹騁(北京 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