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選舉產生的新一屆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一個大動作便是頒布《關于省政府部門及州市行政負責人問責辦法》。據稱此為云南以省政府名義制訂的第一個行政問責辦法。其實，自2003年(非典)8月國內首個政府行政問責辦法———《長沙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出臺，至今不少省區(qū)積極跟進，行政問責制度相繼建立。但由于參差不齊，法律位階低，實踐效果差，加快出臺統(tǒng)一的問責法規(guī)已勢在必行。

　　責任政府既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又是一種對政府公共管理進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政府必須切實履行職責，承擔政治、行政、法律和道德責任，并建立健全責任控制機制，方能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防止濫用權力。雖然從2003年起至今各省區(qū)相繼建立了問責制度，但相互之間存在很大差異。比如在時間上，不同地方立法出臺的時間不同，有的竟相差近五年之久；在問責對象、內容、程度和方式方面差異也不少，如重慶市將市政府各部門的行政首長以及參照執(zhí)行的部門副職、派出和直屬機構的“一把手”納入問責對象范圍，將效能低下、執(zhí)行不力、瞞報

　　或虛報重大突發(fā)事件、盲目決策和在商務活動中不講誠信等18種情形列為追究責任依據：云南省則將問責的是政府部門及州市行政負責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獨斷專行、決策失誤；辦事拖拉、推諉扯皮；不求進取、平庸無為等十種行為列為問責內容；同時，大多數仍為暫行辦法或“試行”，缺乏權威；多屬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自體問責”；從結果看，行政問責也未能真正落到實處：2005年，死亡171人、傷48人的七臺河“11·27”礦難直到2007年經由中央干預才重新受到查處；2007年度的虎照之爭、書記還鄉(xiāng)盛大歡迎、山西礦難、太湖污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當事責任人依法受到問責的并不多。

　　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曾指出：要“建立健全行政問責制，提高政府執(zhí)行力和公信力。”2006年9月4日，溫總理又在“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推進政府管理創(chuàng)新”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要“按照權責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開、客觀公正的原則，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然而，我國目前在這方面還有待完善，現有的行政監(jiān)察法、行政處罰法、公務員法、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guī)定等雖說具備一定的問責作用，但畢竟不是專門針對行政問責的法規(guī)，只能“參照執(zhí)行”。全國性的問責法規(guī)滯后，與中央倡導的建設責任型政府遠遠不相適應，針對不少失職行為不能有效懲處，比如由于政府官員與企業(yè)領導人員失職瀆職，導致重特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居高不下，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由于盲目決策，行政投資沖動造成的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問題突出；政府失信造成的群體事件和信任危機，影響了行政執(zhí)行力和政府公信力。

　　加快制定國家行政問責制度，形成包括問責標準、問責程序、問責范圍、問責主體、問責救濟在內的，全國統(tǒng)一、結合實際的問責法律法規(guī)，已成當務之急。為此，應通過立法規(guī)范行政問責的規(guī)則和程序，增強可操作性和實效；實現問責的主體多元化，發(fā)揮黨組織、人大、司法機關、檢察機關、政府監(jiān)察機關以及新聞媒體、社會組織、公民在行政問責中的作用，并建立多元化問責主體之間的工作協(xié)調機制。尤其是要建立權威的問責機構。問責的內容要逐步擴大。依法、依規(guī)追究失職瀆職責任、用人失誤失察責任、道德誠信責任、政治不良影響責任、查究不力責任、妨礙查究責任、職務故縱責任、效能低下責任、教育不力責任、督查不力責任等，克服重內部、輕外部問責，重事故問責，輕日常問責，重政治問責、輕道義問責的狀況，才能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jiān)督、違法受追究、侵權要賠償，打造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效能政府和廉潔政府。(劉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