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某某政府單位或個人獲頒“重獎”的新聞屢見不鮮，對于公眾而言，對作為掌握公共資源的行政機構，如何頒獎、如何獲獎、獎金從何而來、如何使用等卻不甚明了，而如何規范這些行為也成了大家關心的問題。

　　行政獎勵，是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對工作表現突出，有顯著成績和貢獻或有其他突出事跡的單位或個人，依據有關規定給予的獎勵。不久前，《公務員獎勵規定》新鮮出爐。作為《公務員法》的配套法規，《規定》的頒布，無疑會使公務員獎勵制度進一步規范化、明晰化。

　　然而，對包括公務員在內的各種行政獎勵的討論，并不會因此規定的出臺而畫上句號。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視線，已經開始聚焦到行政獎勵這個特別的“蛋糕”上。最近，中組部副部長、人事部部長尹蔚民提出，要抓緊研究建立國家榮譽制度和政府獎勵制度框架，啟動行政獎勵法、國家勛章法的研究論證工作。另據了解，有關部門現已成立立法小組，正在加緊研究建立政府獎勵體系。

　　重獎蔚成風氣

　　退出“黑三甲”獲獎百萬元

　　2007年5月，山西的一則新聞拽住了很多人的眼球。

　　山西省環保局和省財政廳針對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改善工作，聯合制定出一項具體的獎勵辦法，對考核排名前移城市給予重獎，獎金最高額度可達200萬元。

　　獎勵對象以個人為主，主要為各環保重點城市的地市、縣(市、區)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分管領導，環保部門領導及有關人員，相關部門領導及有關人員，重點城市中對改善當地環境有突出貢獻的企業領導及有關人員。資金來源，主要為省財政專項列支。

　　果然，以鐵腕治污而退出全國污染嚴重城市前三名，也就是所謂“黑三甲”之列的陽泉市政府成了“重獎之勵”下的首個“幸運兒”。2007年11月，山西省政府發出文件，對陽泉市重獎100萬元。

　　其實，山西這樣的“大手筆”在全國并非首例。早在2004年8月，廣東省便從當年起，對縣域經濟發展快、財政任務完成好的縣級領導班子進行重獎，最高額可獎勵500萬元。

　　重獎措施實施后，在廣東省2005年公布表彰的名單中，包括連平在內的47個縣(市)獲得2004年度縣級領導班子獎勵，其中有14個縣(市)的獎金超過了100萬元。

　　此后，國內一些省市也相繼采取了重獎公務員的舉措：

　　——2005年9月，遼寧省公安廳設置100萬元大獎，犒勞綜合成績排名前5名的市局局長，符合條件的每名局長分別得到20萬元獎金；

　　——2007年2月，在廣西南寧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當地相關領導表示，對計生工作干得好的縣區黨政一把手獎勵最高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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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間，“重獎”似乎成為一種風尚，而因此引發的各種討論也不絕于耳。

　　特殊激勵？謬賞主義？

　　會不會抽掉責任和義務的底線

　　山西的“重獎”之舉一出，招來一片反對聲，網上的“聲討”言辭頗為鋒利：

　　治污不是政府的職責嗎？就像保安必須守好大門、醫生應當認真治病一樣，本來就是分內之事嘛！做不好就該問責！

　　靠重獎本身就是一個應急行為，不符合法治國家的要求。如果都要靠獎勵才能把工作干好，那人民公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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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身受污染之害的人則認為：別說獎勵200萬，獎2000萬都行，只要能把環境治理好！

　　爭論中，有一種聲音甚為特別：與其說是獎勵，不如說是“謬賞”！重獎實則是一種謬賞主義！

　　謬賞一詞，出于唐代名臣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中的“不能謬賞，不要濫罰”。誠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所言，所謂“謬賞主義”，實際上是通過將應該的提升為需要褒獎的，將不太應該的模糊為應該的，而一步步逼退了社會生活的底線。當“應該”的行為受到褒揚，履行應當的責任和義務被譽為高尚，普通的職務性行為被加以表揚，實際上也就將眾多人普通行為的責任和義務底線抽掉了。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劉旭濤表示，應當正確認識行政獎勵的功能和作用，針對公務員的獎勵應嚴格區分公務員的職責、職權以及相應的報酬福利等方面的關系。對于本身屬于職務、職責行為范圍內的事情不宜“重獎”，否則效果會適得其反。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認為，針對一些地方政府或行業存在的濫施獎勵、門檻過低的做法，在行政獎勵的立法過程中，應該加以規范，從而體現獎勵的嚴肅性和公信力。

　　呼喚法律約束

　　專家呼吁盡快出臺行政獎勵法

　　雖然對行政獎勵的看法不一，但有一點卻是共識：行政獎勵特別是針對公務員的獎勵，應當嚴格按法行事。

　　《公務員法》對公務員的獎勵其實早有規定，獎勵堅持精神獎勵與物質獎勵相結合、以精神獎勵為主的原則，并將對公務員和公務員集體的獎勵區分為：嘉獎、記三等功、記二等功、記一等功、授予榮譽稱號；對受獎勵的公務員或者公務員集體予以表彰，并給予一次性獎金或者其他待遇。而且，《公務員法》還規定了給予公務員和公務員集體獎勵的10種情形。

　　“雖有法律規定，但是關于獎勵的具體標準還不夠清晰，有關規定在執行中也不夠嚴格。”湛中樂說。

　　劉旭濤也指出，《公務法》雖然規定，對獲得獎勵的公務員，給予一次性獎金，但沒有列出獎金的具體幅度標準，有待于進一步的實施細則加以明確。

　　一些地方倒是早已制定出相應規定。2002年實施的《云南省行政獎勵暫行規定》明確界定，給予個人獎勵的，即便記一等功，也只能“由省人民政府頒發獎章和證書，發給不超過6000元的獎金或者獎品”。

　　專家呼吁，對行政獎勵標準、數額等一系列“熱點”問題，應當盡快出臺《行政獎勵法》加以厘清，使行政獎勵這一代表政府權威性質的行政行為回歸規范。

　　行政獎勵該如何立法？

　　考量一個國家的社會道德水準的高低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先后頒布了一系列各種獎勵的法規，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獎勵表彰活動。目前，我國省部級以下的獎勵活動開展得較多，而政府獎勵制度框架至今尚未建立。

　　不久前，中組部副部長、人事部部長尹蔚民在全國人事廳局長會議上指出，要“抓緊研究建立國家榮譽制度和政府獎勵制度框架，啟動行政獎勵法、國家勛章法的研究論證工作”。實際上，有一系列疑問有待于法律去回答：行政獎勵由誰頒、頒給誰、怎么頒、獎什么？行政獎勵與公務員獎勵是什么關系？類似科學技術獎勵這樣的各種獎勵受不受行政獎勵法規制？……

　　劉旭濤認為，從各國經驗看，行政獎勵的獲獎者多是對國家和社會做出杰出貢獻的先進人物，一般很少涉及國家公職人員，這樣做不僅有利于行政獎勵的公平和公正，也能防止公權對行政獎勵資源的濫用。長春市日前出臺的《關于進一步規范行政獎勵工作的意見》就明確給出額度：行政獎勵將向工作、生產第一線傾斜，領導干部獲獎比例一般不超過20%。

　　“獎勵的內容應主要以精神獎勵為主。”劉旭濤表示，政府獎勵更多地應體現一種弘揚國家精神和社會價值觀的榮譽，無論是否針對公務員，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元的重獎，似不足取。湛中樂強調，在行政獎勵法制定過程中，尤其應該在立法層面避免地方再出現所謂的“重獎”之賞。

　　湛中樂建議，建立系統、完善的行政獎勵體系，還得合理設定行政獎勵的權限，進一步健全行政獎勵的程序。“從中央到地方，不能太散，更不可泛濫。”湛中樂說，行政獎勵代表著政府引領社會價值的方向和高度，也是考量一個國家的社會道德水準高低的尺度，屬于稀缺性資源，因而必須是“高標準、嚴要求”。

　　據悉，有關部門現已成立立法小組，正在加緊研究建立政府獎勵體系，預計這一體系將在未來幾年內全面建立。( 盛若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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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法》規定給予公務員和公務員集體獎勵必須符合的10種情形：

　　(一)忠于職守，積極工作，成績顯著的；

　　(二)遵守紀律，廉潔奉公，作風正派，辦事公道，模范作用突出的；

　　(三)在工作中有發明創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議，取得顯著經濟效益或者社會效益的；

　　(四)為增進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做出突出貢獻的；

　　(五)愛護公共財產，節約國家資財有突出成績的；

　　(六)防止或者消除事故有功，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免受或者減少損失的；

　　(七)在搶險、救災等特定環境中奮不顧身，做出貢獻的；

　　(八)同違法違紀行為作斗爭有功績的；

　　(九)在對外交往中為國家爭得榮譽和利益的；

　　(十)有其他突出功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