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將國民待遇還給農民，早已在理論上達成“共識”，而進展卻如此緩慢？全國范圍內的城鄉一體化、全國范圍的教育和醫衛、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有沒有時間表？

　　一年一度的春運周而復始，運輸部門的忙亂與返鄉農民工、大學生的回家難也就啟動了新的輪回。

　　1月13日，安徽師大一女生在蕪湖火車站候車，被人流擠下站臺，尚未停穩的火車當場將她軋死。這場慘禍使歷年飽受非議的春運部門，成了眾人發泄不滿的對象：超載、超額售票，服務質量低劣……也有譴責乘客不講秩序的；也有規勸農民工不必趕日子回家過春節的；近兩年出現招工難之后，更有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為留下來過春節的農民工提供人性化的節日福利。

　　我不想只是附和對運輸部門的聲討，更不會反對為留下過春節的農民工組織聚餐聚會。我想問一問：這種狀況為什么會年復一年發生？何時才是盡頭？

　　假如曾經的農民工能在當地購房入戶，哪怕是有屬于自己和老婆孩子的窩棚(叫廉租屋或叫“貧民窟”都無妨)，他們還會一定要趕“熱鬧”回老家嗎？我相信不會。他們要探視親人，也會像我一樣避開出行的高峰期。

　　所以問題的根源就在于：20多年過去了，絕大多數“農民工”依然是“農民工”，而不是工人，不是市民；依然只有春節才是不約而同親友相聚的日子，是相親與談婚論嫁、交流打工信息、安排來年生活、處理鄰里事務的日子。

　　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準備出臺之際，理論界就已明確提出“開通城鄉，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一代人的時間過去了，第二代農民工仍然流動在“老家”和打工城市之間，仍然在為一張春運火車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風里。

　　為什么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將國民待遇還給農民，早已在理論上達成“共識”，而進展卻如此緩慢？研究“三農”問題的溫鐵軍說，城鄉二元結構在中國還將長期存在，原因“主要是利益結構固化于其中的城市制度，它是具有機體排異功能的，排斥對過去二元結構的積極改變，放大那些消極癌變。”我對這個說法深表認同。

　　經濟學家張五常贊揚中國現行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其中當然包括可以提供超廉價勞動力的城鄉二元結構。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和不少市民，對城鄉二元結構也是這樣想的，不過表達方式不同罷了。在北京，有政協委員提議提高進京門檻，驅趕那些“低素質”的“流動人口”；在上海，是“民意”支持政府取締外來人口“群租”，嚴厲到一間房只能出租給一個家庭或一個自然人，即來找工的同性同學和兄弟姐妹同住十天半月也不行……至于在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排斥“農民工”的本地化，更是可以找到很多借口。

　　對這種排斥農民工的做法，姑且叫做“城堡意識”吧，雖然并不單是思想觀念問題而主要出于利益考量。城堡是用于防御的，城內住的主子和主子信任的必不可少的仆從，他們都自認為比城外的人高等。城堡里的人有他們不同于城外人的共同利益。軍事現代化之后，有形的城墻失去了御敵的功能，無形的城墻卻仍然存在。國與國之間是海關，而我們自己則是戶籍制度。只要農民工還要受農村戶籍之限，不能變成市民和純粹的工人，必須像候鳥一樣在老家與打工地之間奔走，春運困境就很難避免。

　　可是，城鄉二元結構真的還將長期維持下去，還能再維持一代人嗎？我不相信。現在已有很多“農民工”子女隨父母在城里長大，這些孩子，以及不少根本不想干農活的第二代“農民工”，他們絕不會甘心接受現狀。他們若成為無業的“流動人口”，城市小區雇再多的保安、家庭裝再結實的鐵門鐵窗，子女再經心地接送，摩托禁絕，整個城市也不會有平安和諧。

　　很多官員和市民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不然也不會有大重慶城鄉一體綜合改革試點、武漢及周邊城鄉“一加八”經濟圈“新特區”等重大改革措施出臺。現在的問題是，試點到何時？全國范圍內的城鄉一體化、全國范圍的教育和醫衛、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有沒有時間表？

　　難道“既得利益”真的是魔咒，不能讓人做出明智的選擇？

　　(作者鄢烈山 系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