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因使用齊二藥廠生產的亮菌甲素而導致中毒的急性腎功能衰竭的病人中的唯一幸存者任貞朝最終沒能等來法院的判決，在廣東中山三院去世。

　　代理任貞朝索賠案的律師陳北元心情無比沉重，而另一件事情也讓他輕松不起來，他同時還代理的另一起轟動全國的“甲氨蝶呤”藥害事件也同時陷入索賠僵局。

　　藥廠拒絕談判 受害者索賠陷入僵局

　　據介紹，一支5mg的甲氨蝶呤注射劑的市場最高零售價不超過4元錢，但一支不足4元錢的受污染甲氨蝶呤，卻可能使一名病人從此癱瘓，生活無法自理。

　　“現在藥廠方面已經拒絕再和我談判。”作為甲氨蝶呤藥害事件受害人律師代表的陳北元今天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受害人及其家屬目前正處于難以滿意的賠償與高額醫療費的雙重焦慮之中。

　　陳北元向記者展示了一份藥廠向受害患者提出的賠償合同。他告訴記者，自2007年12月國家有關部門宣布事件處理結果后，藥廠分別向受害患者提出過賠償條件，賠償金額在30萬元到60萬元不等，但要求“一次性解決所有糾紛，互不追究”。

　　“不少患者及其家屬對賠償項目和金額有意見，尤其是患者癱瘓以后的后續治療、康復和護理費用等，一些受害患者還只是五六歲的孩子。”陳北元說，“受害人不愿意簽訂藥廠的合同，藥廠又拒絕再談判，現在就僵著。”

　　“齊二藥”事件時就有律師上書

　　早在2006年5月，聽到有關部門已著手理賠“齊二藥”假藥事件受害者的消息后，陳北元就和其他幾位律師經討論后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修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擴大懲罰性賠償的使用范圍和標準，希望通過懲罰性賠償立法，遏制假藥劣藥泛濫成災。

　　“如果確立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當消費者不幸遭遇產品不安全事件時，高額的懲罰性賠償可以使消費者所遭受的精神與物質損失得到足夠撫慰，這樣的懲罰也足以使經營者以儆效尤。”陳北元說。

　　陳北元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傳統的侵權損害賠償制度很多時候已無法真正補償受害者的全部損失，尤其是質量缺陷藥品造成的侵權損害案件。受害者不僅要忍受身心傷痛，還要耗費財力精力應付訴訟，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侵權損害賠償的數額太小，不法行為人所獲取的總價值會遠遠大于獲得賠償的受害人權利的價值，這顯然會使整個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一支被污染的甲氨蝶呤可致人癱瘓 雙倍賠償才8元

　　這個觀點得到了中國政法大學吳景明教授的贊同。吳景明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所謂的“懲罰性賠償”不過是消費者比較熟悉的“雙倍返還”，并且是交易額的雙倍返還。比如甲氨蝶呤事件里，一支甲氨蝶呤本身的交易額不超過4元錢，即使雙倍返還也才不超過8元錢。顯然，這與所謂的“懲罰”相差甚遠。

　　“國外一些制訂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國家，其立法根源也是在‘懲’，而不是在‘罰’。”吳景明說，“中國的立法應該改變消費領域不法者違法成本太低的現狀。”

　　不過，是否應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民法學界還一直存有爭議。吳景明分析說，反對者的聲音主要是擔心懲罰性賠償制度破壞了民法一貫強調的“公平”原則。有多少損害就做出多少賠償，這樣“一對一”才符合公平的價值取向，而“一對多”或者“多對一”則都是對公平原則的破壞。

　　“但消費領域比較特殊，即并非每一個受到了侵權損害的消費者都會主動尋求賠償，因此即使違法者對某一位消費者進行了懲罰性賠償，對于所有受害消費者而言，它的賠償反而是公平的。這個觀點正在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吳景明說。

　　懲罰性賠償制度發展方向也是“從嚴”的

　　正在參加食品安全法修訂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俊海則告訴記者，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中，已經引入了對質量缺陷食品進行“十倍價款賠償”的法條。

　　“這相對于消法中的兩倍返還，顯然又進了一步。草案雖然還沒有最終修訂通過，但至少這個草案體現出了當前立法者的立法傾向。”劉俊海分析說，“食品尚且如此，藥品就更加應該建立嚴格的損害賠償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消費領域，尤其食品藥品領域懲罰性賠償立法的呼聲很高，幾位受訪學者也一致強調說，懲罰性賠償制度一定是“從嚴”的，啟動懲罰性賠償需要嚴格的認定，包括主觀故意欺詐、惡意違約等不同情形，防止這種極端措施被濫用。

　　“即使是美國，懲罰性賠償也不是每個消費者想采用就采用的。通常比較知名的懲罰性賠償案例，都經過漫長而嚴格的程序。”吳景明說。

　　法制網北京1月24日訊

　　鞘內注射是防治中樞神經性白血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將藥物從脊椎尾部注入體內，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腰穿”。甲氨蝶呤則是治療白血病最常用的藥物之一，鞘內注射甲氨蝶呤可用于治療腦膜白血病和腦膜轉移瘤。

　　新聞背景

　　甲氨蝶呤事件經過

　　2007年6月以來全國發生多起白血病患者鞘內注射甲氨蝶呤后，出現下肢癱瘓、大小便失禁等癥狀。據患者們自發統計，全國至少有193名白血病患者遭遇了這種情況，分別出現在上海、廣西、安徽、北京等九個省市區。

　　2007年7月6日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陸續收到廣西、上海等地部分醫院的藥品不良反應病例報告。患者共同使用了標示為上海醫藥(12.69，0.50，4.10%)(集團)有限公司華聯制藥廠生產的注射用甲氨蝶呤(批號為070403A、070403B，規格5mg)。為保證公眾用藥安全，國家藥監局決定暫停上述批號產品的銷售和使用。

　　2007年7月30日上海華聯制藥廠070405B、070502B兩個批號注射用甲氨蝶呤(5mg)被暫停用于鞘內注射。

　　2007年8月北京、安徽、河北、河南等地醫院有關使用上海華聯藥品發生不良事件的報告，陸續上報到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此時，發生不良事件的藥品已涉及上海華聯甲氨蝶呤、鹽酸阿糖胞苷兩種注射劑。

　　2007年8月31日國家藥監局和衛生部決定，暫停上海華聯制藥廠生產的注射用甲氨蝶呤和注射用鹽酸阿糖胞苷用于鞘內注射。

　　2007年9月5日上海華聯制藥廠注射用甲氨蝶呤和注射用鹽酸阿糖胞苷的生產、銷售和使用，被暫停。

　　2007年9月14日藥監、衛生部門的聯合專家組查明，上海華聯制藥廠在生產部分批號甲氨蝶呤和阿糖胞苷過程中，混入了硫酸長春新堿。隨后，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管局立即查封了該廠有關生產車間，全力查找具體原因。上海市公安機關也已介入調查。

　　2007年12月3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副局長吳湞表示，公安部門對此事件正在偵破，受害者賠付工作已經啟動。

　　2007年12月12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布了有關部門對上海甲氨蝶呤藥物損害事件的處理結果：上海華聯制藥廠因生產數批次劣藥甲氨蝶呤及阿糖胞苷，導致全國上百位白血病患者下肢傷殘，最近已被依法吊銷生產藥品的資格，即該廠所持有的《藥品生產許可證》。

　　新聞分析

　　無法得到有關部門鑒定 受害人自己鑒定花費難擔

　　藥害鑒定該由誰來負責

　　法制網記者 陳晶晶

　　曾先后為“齊二藥”和甲氨蝶呤事件受害者代理的陳北元律師告訴記者，現在甲氨蝶呤藥害事件的受害人們首先遇到的難題，就是他們還沒有獲得任何相關部門出具的、證明受污染甲氨蝶呤與其損害之間相關性的鑒定報告。如果讓已經負擔治療白血病高額醫療費用的他們再去花錢鑒定，那么無疑是對受害人雪上加霜。

　　他介紹說，當初“齊二藥”事件中，廣東省衛生廳曾經組織過一次專家組調查，并且出具了一份認可被調查藥物與受害人之間相關性的鑒定報告，由專家組成員分別簽字以及衛生廳蓋章認可。后來一些受害人從衛生廳拿到了沒有專家組成員簽字、但有衛生廳蓋章的鑒定報告。這為受害人后來的訴訟提供了一項非常有利的證據。

　　“既然國家有關部門已經派了專家組來做調查，能不能出具一份證明質量缺陷藥物和受害人癥狀相關性的報告，這樣受害人再去訴訟索賠，就能‘硬氣’很多。”陳北元建議說。

　　據記者了解，目前藥害事件的處理方式不同，由此帶來的鑒定模式也不盡相同。最常見的有三種模式：一是協商模式，經治醫生的鑒定或者雙方共同認可的鑒定機構的鑒定，都可以作為鑒定結果，成為醫患雙方協商的基礎；二是行政處理模式，通常由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和藥監行政主管部門首先派專家組確定是否是“藥害”事件，專家組確定之后，行政主管部門再指定鑒定機構給出結論；三是訴訟處理模式，當原被告雙方就鑒定機構結論不能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法庭參照司法鑒定的有關規定進行處理，通常由法院委托某中立鑒定機構出具鑒定報告。

　　曾經參與過《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修訂工作的法源司法科學證據鑒定中心主任何頌躍教授認為，從受害患者的角度來講，陳北元的建議當然是好事，但卻并不現實。

　　據何頌躍介紹，齊二藥、欣弗、甲氨蝶呤等幾次重大影響的質量缺陷藥品事件中，國家級衛生和藥監行政主管部門都派出專家組進行了調查。但專家組的主要職責在于給整個事件“定性”，包括患者出現的癥狀是否具有共性、患者出現的共性中是否具有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是否與嫌疑質量缺陷藥物有關、相關程度有多大等等。

　　“希望國家級專家組能夠給每個患者明確藥物與癥狀之間的相關性，可能性幾乎沒有。”何頌躍認為，“或許在國家級專家組確定了相關性存在的‘定性’報告之后，地方行政機關能夠再來組織每個患者具體的鑒定報告。”

　　即便如此，何頌躍認為患者癥狀與藥物相關性的鑒定仍是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如果患者是住院病人、擁有完整病例的還好鑒定一些，如果是零散的門診病人或者病例不完整的患者，相關鑒定本身就難度較大。

　　國家藥監局市場巡視司原副司長駱詩文則認為，無論怎么鑒定，最好應由超脫醫院和衛生行政系統之外的機構來進行鑒定。每家醫院都可能出現醫療事故，如果評審鑒定范圍不能超脫的話，很難杜絕各家醫院之間院院相護，有意作出不利于患者的鑒定報告的現象發生。

　　記者手記

　　接受采訪之后，陳北元跟記者聊起了正在熱播的美國劇集《BostonLegal》中律師Denis遇到了一個棘手的案子。劇中，她的委托人的妻子因乘坐一輛有質量缺陷的車發生事故喪生，由于這位女士本身也已患絕癥，僅還剩一周的生命，汽車公司由此只愿意賠償25萬美元。Denis認為，汽車質量缺陷造成損害的程度并不因為受害人本身將死而變低，相反，最后一周恰恰是寶貴的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至少這位女士可以在丈夫的懷中離開人世而不是死于車輛事故。她的陳述贏得了陪審團的同情，委托人最終獲賠140萬美元，增加了5倍。在陳北元看來，這也是一幅他期待許久的圖景：產品質量缺陷的受害人能夠獲得高額賠償。

　　陳北元認為，藥品等事關公眾生命健康安全的產品質量問題，不能全部依賴有關行政部門的監管，盡快建立起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產品質量安全模式非常重要。從程序上說，他建議應立法賦予消費者及其保護組織的集團訴訟權利。松散的消費者個人很難直接與組織化程度高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相抗衡，只有當受損害消費者充分組織起來，進行集團訴訟時，才有可能獲得與商品生產者、經營者博弈的基礎，并且降低單個消費者訴訟的高昂成本。“特別是在類似齊二藥、欣弗、甲氨蝶呤這樣大規模的藥品質量侵權事件中，尤其需要集團訴訟來維護受害消費者的權利。”

　　不過，全國人大法工委副巡視員、首都醫科大學教授河山卻不贊同陳北元的看法。河山接受采訪時表示，侵權損害賠償必須是基于具體的損害來給予賠償，藥品質量侵權事件中的受害患者分別有不同的身體狀況，人體千差萬別，因此不能適用于集團訴訟。各地的受害患者也應當在各地法院分別進行單個的訴訟。

　　法源司法科學證據鑒定中心主任何頌躍教授也對集團訴訟的觀點提出了保留意見。他認為，除了人體差別之外，何為“大規模”的藥品質量侵權事件，以及何為“公共衛生事件”，法律上都并沒有明確界定，因此也很難根據“大規模”而采納集團訴訟的方式。(記者 陳晶晶）